“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包拯《戒廉诗》
这是包拯38岁那年正式踏入官场写的《戒廉诗》，不仅袒露了他‘清正廉明’的人生价值取向，也表达出‘直道进取’的政治抱负。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包拯35年的官宦生涯中，前10年一直在家尽孝，后25年里才踏入官场。在没有后台的情况下，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薪资达如今的数千万元之多，他是如何做到的？
关于包拯包青天的故事流传很广，但人们更关心的是，他是如何在25年里连续升迁26次的？
世人皆知，包拯曾多次犯颜直谏，王公贵族犯法也一概不容，以“仁义”著称的宋仁宗真的能容得下他吗？
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包拯时期的宰相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一个个都落了马，唯独包拯逆势青云直上，难道他有什么官场秘诀吗？
公元1027年，包拯参加宋仁宗天圣五年的科考，进士及第，排名一甲第30位。
同年，该次科考录取142名进士，诞生了7位宰执，他们分别是王尧臣、韩琦、吴育、包拯、赵概、文彦博、吴奎。
在宋朝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进士一甲前三名”同为宰相的盛事，包拯这一科和庆历年间王安石那一科，后世称之为“尤为难得”。
01 隐仕不出，包拯的纯孝之心
不过，已经29岁的包拯虽然中了进士，却拒绝赴任。
史书记载：“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
包拯在同科中是最年长的，当时韩琦只有20岁，文彦博22岁，王尧臣25岁。在他们中间，包拯是标准的老大哥学长。
韩琦等人很快就赴任了，可包拯纯孝，以父母年龄大需要侍奉直接辞任，在家里侍奉双亲。朝廷体恤人情，又让他去临近的安徽和县去做税务官。可是，包拯的父母又不忍他前行，包拯再次辞任不去。
几年后，包拯双亲陆续离世，包拯守足了3年孝期，仍不忍离开。最后，在族中父老的劝说下，才依依不舍去天长县当县令。
在包拯未正式出仕之前，他的“纯孝之名”就在同年士子之间流传，并传到宋仁宗的耳朵里。
02 人脉经营，以人质为约
在包拯这一科进士中，以王尧臣的升迁最快。他先在地方做了10年要职，后被提拔到宋仁宗的身边做秘书。而这一年，包拯恰好赴任天长县，任这个次级县的县令。
随后几年里，王尧臣又入选翰林学士、任审官院之首。
审官院是专门考核下级官员的机构，而王尧臣又以“善知人，荐士为时名臣者甚众”著称。
公元1040年，王尧臣巡查南方诸州，过天长而不入。次年，包拯出任端州知府，从八品直接跃升到五品，连升六级！
公元1043年，年仅36岁的韩琦入京出任枢密副使。
时年55岁的范仲淹任副宰相，施行新政，却不料遭到激烈反抗，农民起义。当时的宰相晏殊认为范仲淹行事激进，向宋仁宗进言罢免他。
韩琦是兵部二把手，迅速出兵平叛，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但是，内外舆情激烈，新旧官吏一起上书，要求罢免范仲淹。
几个月后，包拯被紧急调入京城，连升7级任监察御史，巡查天子脚下百官。
当年，朝廷百官噤言不语，鄜延路武官纷纷落马，范仲淹顺利推进新政，西夏因此向宋仁宗求和，边境为此平静。
包拯“纯孝”之名早已传遍天下，可他明朝秋毫的本领更让诸官畏惧。
祭出来包拯这个铁面清官，就是韩琦和范仲淹对付旧官吏最有效的“大杀器”！因为，面对铁面无私、以“直”进取的包拯，无人敢以“无私”而自辩。
03 隐蔽关系，让天下喧哗的包拯
如果说包拯前几次是因为“好名声”而在同年中因缘际会，那么，在他踏上巅峰的政治生涯的路途，这些只是锦上添花的辅助了。
公元1047年，时年49岁的包拯出任尚书工部员外郎，相当于如今的建设和工业部副部长。
在包拯升职之前，同年的文彦博已升任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这是文武第一的副丞相职务。
1050年，包拯升任户部副使、坐镇监察御史台，不仅管理钱粮财务，还监察天下官吏。
这一年，宋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想把自己的叔父张尧佐提拔为宣徽使，这是相当于节度使的角色。包拯激烈反对，唾沫子都崩了宋仁宗一脸。
宋仁宗厚着脸皮怡然以对，回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安知包拯乃监察御史？”
事实上，宋朝的宰相在权制上是大于皇帝的，只要宰执们不签字，皇帝的命令都出不了宫。何况，文彦博、韩琦等人的家族门生遍天下。
不过，这里面功劳最大的还是包拯！
因为，包拯的父亲包令仪与文彦博父亲文洎同朝为官，相交甚厚。包拯因文彦博而起，巡查天下官吏、坐镇御史台，谁敢忤逆？
所以，包拯才有和宋仁宗“叫板”的底气！
“逮嘉祐间，继以才猷，直至参加政事。而包氏、文氏，仕契再世矣。尝愿相与姻缔”。--《宋仁宗共治时代》
也就是说，包拯与文彦博的关系由世交、同年晋级为儿女亲家，包拯的次子包绶在几年后续娶文彦博的二女儿。
对这样的关系，后人谁能想得到呢？
04 人生巅峰，仁宗的宽容与爱惜
如果说王尧臣、韩琦、文彦博的这些同年帮助老大哥走上人生巅峰，只是铺路石的作用。那么，真正让包拯走上高光时刻的，还是宋仁宗！
公元1056年，因为包庇属下而获罪的包拯，从池州知府再次被拔擢到京城，任刑部郎中、知江宁府、权知开封府。
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开封府尹是宋朝王储的必由之路。包拯能任此职，已经超越了韩琦、文彦博的能力范围，除了宋仁宗。
仁宗皇帝提拔包拯，正是因为他“包庇”属下。
当时，北宋和西夏的战事已进入相持状态，范仲淹从宰相被贬为西夏前线指挥，贯彻了宋仁宗的意志。可是，这个时间段里突然发生一起士兵“哗变”事件，而这些士兵正是包拯的监察范围。
从一开始就主张对西夏强硬的宋仁宗，在年轻的韩琦对仗西夏失败后，让范仲淹去西部主持兵事。范仲淹不复所望，强兵习武，陈兵西夏，屡次击败西夏军队。
仁宗认为西夏边境已安，可以与之和谈，但部分西部的士兵因为家仇国恨不愿意和谈，才有“哗变”之事。所以，包拯的“包庇”反成全了宋仁宗的“仁义”，这才有了包拯出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
和当年提拔包拯的王尧臣一样，包拯也来到了副宰相的高位！
05 包拯的智慧，老学长的温厚耿直
仅仅25年时间，包拯就从一个八品的小县令升到副相一职，25年26级的升迁，每一步都走的稳健而坚定。不是包拯会钻营，而是他凭着自己的人品魅力和敏锐的政治触角，才达到一个老学长应有的高度。
包拯年少并不是特别聪颖，从和20岁的韩琦、22岁的文彦博他们一起进士及第就可以看出来了。
但是，包拯以“纯孝”和“直道”邀名，从未钻营苟且却一直平步青云，不仅说明了宋仁宗时期的政事关系十分清明，也说明包拯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
仁宗时期，是一个讲究人品和素质的时代！
如果包拯不是纯孝之人，他不可能在未出仕时就名动天下；如果包拯不是一个正义的官员，韩琦和文彦博也不可能提拔他；如果包拯不是一个忠君的臣子，宋仁宗更不可能把他送到文武兼用的副相位置！
不过，纵观包拯惩罚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同年同科的官员。
欧阳修批评包拯曰：“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言人之过似于徼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他认为包拯“是可惜也，亦可嗟也。”
欧阳修对包拯的某些行为看不惯，认为他每一次升迁都是前一任被赶走才上去的，结果让人不得不深思？包拯每一次批评别太过激烈，就好像马上要把别人打倒而夺别人的位置一样，这种行为太不符他的名气了，太让人惋惜了。
其实，在政治上就是如此，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欧阳永叔之言太文人化，怎能当得“良心”呢？
06 后记：宋仁宗之于包拯的无奈
仁宗时期，是继唐朝风尚后的一个自由开放时代。
在包拯巅峰时期，程氏兄弟才刚刚入仕，朱熹还未出生，阉割了“武功”的赵匡胤兄弟也没有放弃武力震慑的想法。从宋真宗到宋仁宗，也一直力图北宋王朝的振兴。
但是，“与士大夫共天下”是赵匡胤的国策。仁宗两次改革未果，范仲淹被贬谪西路抗西夏，韩琦被罢相，其实都是从战略层面转向战术层面的不得已。
再加上宋仁宗仁厚纯孝，他不得不服从刘娥太后的保守观念。
但是，不屈的心一直在仁宗胸膛燃烧！他依靠韩琦，可韩琦战败；他依靠范仲淹，但范仲淹被旧势力淹没。唯独包拯，是肃清腐朽旧地主阶级的唯一清正力量，但在政治的倾轧中，包拯又不得不依附同年的韩琦、文彦博和吴奎等人。最后，宋仁宗给神宗留下了王安石等“变法”的种子。
后人总以为宋仁宗是软骨头，但千万不要忘了，“庆历新政”之后是“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赵曙也是仁宗抱养的孩子，他急于变法又是为了什么？
可惜的是，神宗朝代只有一个王安石，而没有包拯，注定了他的失败。
包拯生而逢时，遇到了那么多牛叉的同年，又遇见了宋仁宗这样“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好皇帝。否则，他也会是百年之后的岳飞、数百年之后的海瑞！
赵匡胤得天下是“推举制”，所以，赵宋王朝制天下就必须均分利益。
包拯得同年照顾之多，在整个宋朝都是罕见的。除了他自己的人品和性情令人佩服外，还有这种士大夫“均分利益”的政治生命延续的惯性。
在包拯任枢密副使期间，他的薪资是钱2000贯、职田2000亩，米2180石、绫罗绸缎46匹，这还不包括柴火、绢丝和其他福利。算起来，他的年收入是22000多贯。
古人以“家财万贯”形容其富有程度，折算黄金，包拯的年收入在87公斤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千万元。
如此高的薪资，不也是赵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确切证据吗？
包拯虽然在仕途上有取巧之嫌，但他的为人、风气和清廉的精神是毋庸置疑的。
宋仁宗在他面前都要退避三舍，韩琦、富弼失势后也从未得到包拯的照顾，这足以说明包拯一直没有忘记初心，也一直秉持着“直进”之心。
宋朝之后，元朝民间一直流传着包拯的故事，并演化出各种剧本。其实，这都说明中华儿女一直期盼着平等、正义、公正的化身留存人间。
固然，包拯为人所用中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考量，但他为官的廉直风范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在潜移默化中润泽后世，砥砺了无数士人廉洁奉公、以民为先，影响深远。
这也是《包青天传奇》、《包公断案》等民间传说一直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1062年，包拯先于宋仁宗一年去世。
在他去世前，留下“37字”的家书，堪称历史之最少。不过，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其儿子包绶‘清苦守节，廉白是务’，孙子包永年‘莅官临事，廉清不扰，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
包拯一生坚持‘清心治本、直道处世’，为官清正、执法严明，官吏不敢欺，权贵不敢伸手，卒谥“孝肃”。在中国古代史上，唯有包拯得此荣誉，无人能及。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包拯“以直获名”的智慧，或者对宋仁宗共治天下的历史感兴趣，去看一看《宋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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