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天下形势错综复杂，无论是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军，还是依然控制江南等大片富庶地区的明朝朝廷，各路试图割据拥兵自重的军阀，再加上关外的满清，都有机会问鼎天下。然而，事实上却是人口数量仅仅几十万的满清顺利入关，彻底消灭了大顺、大西和南明朝廷，建立了清朝，统治了人口远超满洲八旗的广大汉人。
这就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明朝失去统治能力后，偏偏是外来者的清朝统一了天下？
这其实是与明朝统治的超级稳定分不开的。经过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发展，帝国统治的稳定性在明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只有后来的清朝能与明朝相比。前朝贵族造反在明朝绝不可能，权臣篡位的途径也已经被掐死，儒家彻底打垮了释道两家，在思想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地方督抚大员与地主大族都受到层层钳制，无法形成有效的割据势力，至于军阀、节度使割据、宦官专权这些前朝问题，都已经被解决。科举体制完善，通过乡绅统治基层的网络相当成熟，皇权可以达到县一级进行有效管理。
明太祖朱元璋可以说历朝历代皇帝中最了解该如何造反的一个，因为他预防造反的手段也堪称历史第一，他唯一遗留的问题就是宗室藩王，在建文帝削藩、朱棣靖难之后，藩王也成为了没兵没权的土财主。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明朝朝廷的权威仍在，内地造反就无法形成割据势力，只能面对明军无穷无尽的围剿。因为无论是谁造反，对乡绅们都给不出比明朝更好的条件，而没有这些乡绅地主们的支持，是无法建立政权的。
就在崇祯自缢的半年前，明朝还能组织起十万人级别的军队发动大规模战役，而且这支部队的主帅完全受制于皇帝，可以崇祯一声令下，派几个人就把他送进天牢。王朝末期还有这种强大的权力，这在之前的历朝历代是无法想象的。
明末的农民军中不是没有远见卓识之辈，他们早就谋求屯田割据，然而无一成功。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得到地主乡绅们的支持，反而为了供养农民军，必须不停的袭击县城，抢夺粮食，这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军与地主乡绅们的矛盾，导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根据地。哪怕到了李自成从十八骑再起后，也依然没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根据地。直到朱仙镇之战，李自成围城打援，击溃了超过18万明军，摧毁了河南的明军主力，李自成才终于有了割据屯田，建立政权的条件。
也就是说，因为明朝统治力量的强大与稳定，在内地造反的人只有一条成功的途径，就是迅速打崩歼灭明朝主力。否则就只能四处流窜作战，被明军追着打，完全不存在割据一方，与明朝长期对峙逐渐发展这种可能性。这也就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军没法像朱元璋那样，先逐步转型成封建军阀，再推翻元朝统治。农民军想要转型成正常的封建政权，只能发生在明军主力被歼灭，明朝朝廷的权威崩溃后。
同样也是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天下权力的真空期。在这个时期，因为明朝失去了主力军团，天下的官绅们会对明朝丧失信心，进而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但农民军由于不久前还在流窜作战，劫掠地主官绅，这时双方的对立还很严重。也就是在农民军转型、地主官绅重新思考自己的归属时，天下的权力实质是真空的。无论是行将覆灭的大明，还是蓬勃兴起的大顺，都无法获得控制基层的乡绅们的支持。
原本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只要等待大顺顺利转型成标准的封建政权，乡绅们自然会为新朝效忠。但明朝却有一个极不好的弊病，就是忽略蔑视边疆的土司。明朝统治者认为边疆的异族构不成重大威胁，所以刻意忽视了。结果就导致了这些土司获得了长期割据、转型成封建政权的难得机会。
结果就是，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四十六年肆意发展了三十多年，直到以七大恨起兵，明朝才做出反应，决定讨伐努尔哈赤。而内地的李自成，他刚刚造反，还没出新手村就会遇到洪承畴和孙传庭。即便是明清正式开战之后，在萨尔浒之战后从大凌河之战到松锦大战之间的这关键的十年，明朝一直是对于清朝消极防御，对农民军则始终重拳出击。清军通过多次入塞劫掠越来越强，八旗军队经过长期磨合，战斗力逐渐达到巅峰。
另一方面，农民军则在明朝的重兵围剿下每年都要付出巨大伤亡，直到最后打败孙传庭才取得成功。农民军一下子收编几十万明朝降军，以前期幸存下来的少数骨干统领这批军队，却完全没有时间整编转型，就要和已经准备了五六十年的清军决战。
只有一个已经长期经营多年，形成了稳定的统治模式，具有成熟的军事体系，才能够有效团结地主阶级的政权，进而有机会取代明朝。但是在明朝的统治环境下，除了清朝，谁也没有这样的条件。最终，外来的清朝统一了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