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限接近完美的一个人。
他幼年经历曲折。两岁时亲生父亲去世，母亲原是父亲的小妾，不被正妻所容，父亲去世不到半年即被迫改嫁。
继父朱文翰也是文化人，进士出身，官职虽小对范仲淹也还不错。可惜继父去世的早，范仲淹在继父去世后从大哥口中才得知自己并非亲生儿子，内心十分苦闷。
幸好范仲淹自身十分努力。他发奋读书，努力克服贫匮的物质生活，在27岁时便高中进士被授予官职。
宋朝官吏的俸禄中，是含有职田的。官员可以靠租田收取租税，这属于自己俸禄的一部分。
上任没多久的范仲淹，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把自己的职田交给借继父家的两个哥哥朱谆朱诚打理，以报答继父的养育之恩，另一个决定就是回苏州老家范家认祖归宗。
后来，范仲淹的官越做越大，但由于他总是秉言直谏，因此常常遭到贬黜。
1049年，范仲淹由于在中央推行新政受挫，人生中第三次被贬。只是，这一次的贬谪却促进了“范氏义庄”的创立。
范仲淹此次被安排到了杭州做知府，杭州与老家苏州距离很近，范仲淹得以数次回乡看望族中父老。他了解到族中有很多子弟生活困苦，于是决定拿出自己毕生积攒的俸禄，在苏州吴县购买了1000多亩田地，又买了一所大宅院，建立了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的创立和现在的家族慈善基金颇有相似之处。用途包括对贫困的族人进行救济、用于宗族成员的教育、考试、婚丧嫁娶，以及房屋的修缮和祖先的祭祀等。
按理说，范仲淹在幼时经历如此曲折，很大程度上与范氏家族中无人庇护他们母子有关系。
即便这样，范仲淹在有能力之后，不是选择自己享受，而是选择无私奉献以德报怨，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创立义庄，使得贫困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
范氏义庄之所以能够延续800年，首要原因是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有一套不断完善并且行之有效的制度。
范氏义庄建立之初，范仲淹制定了十三条规定。规定的内容很详细，包括了米、布匹、金钱的发放对象、数量、管理方式等。
范仲淹的规定并不是冷冰冰的，里面充满了人性化的措施和平等的观念。比如族人不论贫富，一视同仁；无经济收入的妇女也给予发放；再婚的范家女儿也可以领到二十贯的钱。
在范仲淹的设计下，范氏义庄采用了类似当代“三权分立”的模式，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有效分离并相互制约。这个制度后来经过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和历代范氏子孙修订、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用法治代替人治，保证了“范氏义庄”的千年传承。
第二个原因是良好家风的传承
范仲淹晚婚晚育，36岁才结婚生子，但他并不溺爱子女，对每个孩子都严格要求。范仲淹当时已经身居高位，但生活简朴，从来没有以权谋私、媚上欺下。俗话说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他的言传身教给孩子们树立了标杆形象。
长子范纯祐，官职虽然不大，但年纪轻轻就和父亲奋斗在抗击西夏的第一线上，与基层士兵同吃同住，毫无贵公子的架子；
次子范纯仁，官至宰相，成就超过了父亲；第三子范纯礼，官至礼部尚书；第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
在这种“耕读传家”榜样的带动下，范氏义庄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宋朝中进士者22人，明朝中进士者30人，清朝仅顺治一朝就出了进士12人。
这些子孙将范仲淹的百字家训理念一代一代坚持了下去。
第三个原因是范仲淹的个人魅力
范仲淹一生爱民，留下了“范公堤”等民心工程，在群众间有很高的呼声。同时，他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获得了历代统治者的高度认同，他们将范仲淹树立为“人臣典范”进而认同了范氏义庄的存在，并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扶持。
尽管如此，范氏义庄在800年的发展中还是经历了许多波折。
明朝时期，因为明朝对江浙地区收取重税，范氏义庄收入每况愈下，几乎无法周转。官至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的范仲淹第十六世孙范惟一，辞官后回苏州亲自打理，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维持了义庄的规模。
到了清朝，范氏义庄终于跨入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范氏义庄的田地达到了5300亩的巅峰。
有人说，中国历经800年不衰的家族只有两个，一个是孔子的家族，另一个就是范氏家族。
范氏家族的明智，包容，与世无争，修身立人，专心做事；无论从政，还是经商，治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文正公忧国忧民是范氏族人的榜样，才使得范氏家族繁荣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