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是前秦皇帝苻坚为了统一南方而发起的战争。前秦一百多万军队,东晋兵力不过七万。前秦兵力占据绝对优势。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打了败仗,十分蹊跷。很多人都认为是当时前锋部队总指挥苻融为了给渡河的晋军腾出列阵的位置而后撤,从而给了晋军可乘之机以制造混乱。这固然是一个导致失败的原因,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本来,苻坚的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关中开到中原项城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率领八千骑兵,前突到寿春,与前锋苻融的先头部队会合。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进军意愿何等强烈。但是,到了寿春,就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到费解的情况,苻坚站在寿春城头,眺望城外的八公山,山上的树林在他的眼中,竟然突然化为人形,成了一排排东晋士兵。原本意气风发的苻坚瞬间肝胆俱寒,怂得一塌糊涂。到双方开打,阵前出现混乱之际,苻坚不是振臂一呼,稳住阵脚,而是掉头就逃,仿佛阎王爷跟在身后。这导致军队溃退一发不可收拾。实际上前秦失败根本上源于高统帅的心态因素。
实际上,晋军在前期与前秦的交手中,互有胜负。而当前秦大军东进的时候,晋军十分害怕,以致于要求“钟山之神”相助晋军,这当然很扯。后来,战斗打响前,谢石得知苻坚到了寿春,更是怕得要命。我想,淝水之战最后打成这样,晋军既没预料到,也没真正想明白其前秦倒底为啥胜,东晋到底胜为啥败。
而弄清前秦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搞清是什么导致苻坚的信心瞬间崩塌。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细节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苻坚的人格因素。苻坚人格上具有很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求胜欲很强的氐人君主,他渴望入主中原,一统天下,所以对南征东晋念念不忘。另一方面,他又是十六国中,最仰慕也是最熟悉中原儒家文化的“胡人”君主。他在经史学术上造诣很高,他也因此而十分自得,常常亲临太学考察学生课业。他平常言谈,经、史义理张嘴就来,对中原文化的崇拜的程度让人难以想像,比如他问过鲜卑首领什翼犍一个很主观的问题:“中原以学养性,所以人长寿。漠北吃牛羊肉,人却不长寿,知道为啥吗?”这么问很明显有抬高甚至“神化”中原文化的用意。作为来自游牧文化的君主,这不无“自我贬低”的意味。
由此可以说,苻坚的人格中带有鲜明的游牧和中原文化的二重性,形成了文化上的“自我”与“他我”相互并存、互相制约、彼此“交战”的状态。从而影响了他的创业和进取。一方面,从权力欲的本能来说,他迫切想要灭掉东晋,统一天下,成就千秋功业。而一方面,东晋在他的意识中,已经幻化成了中原文化的现实载体和象征,冥冥中具有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与现实中的晋军实力无关,而与构成他精神世界的“他我”有关。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早已经掺杂了大量的“谶纬符命”、“天命归属”的蒙昧成分。对于这些东西,苻坚同样十分信奉。而这些东西恰恰对他的南征行动造成了重要影响。在决定出兵之前,曾经多次与大臣们讨论南征的可行性。多数大臣反对南征,认为“天命”在晋,不可侵犯。其间,“谶纬符命”这一套东西一次次地被拿来说事。尽管苻坚看似不以为然,但是到了两军阵前,到了节骨眼上,即便在己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些说辞还是对他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力。让他在面对晋军的时候还没打就两腿发软。这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天命所归”不在“秦”而在“晋”。
如果你以为这是无稽之谈,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在前秦被灭之际,当姚苌抓到苻坚,逼他交出传国玉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这很可能是一句忽悠姚苌的话,但在生死关头,他为啥说要将代表“天命所归”的传国玉玺送到东晋,而不是送给其他政权?这很明显是受文化力量支配的表现,也就是他认为只有将“天命”授予东晋,才是“顺天”,才能得到吉祥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他的潜意识中,东晋始终是“天命”的终极代表和象征,是他神往和敬畏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首都被攻陷前夕,他要让儿子苻宏带领上千人的家眷逃到东晋,而不是回西北草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