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国号“大元”就是忽必烈取自中原地区的传统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元”意为澎湃博大的乾元之气，是形成万物根本的基础，贯彻在茫茫天道之中，能够看出忽必烈作为元朝统治者对于汉文化的吸收以及接纳。
将“天下一家”作为治国理念的元朝统治者在推动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上做出了一系列推动举措，奠定了中华民族内部之间和谐共荣的关系基础，下文将在元朝建立之前的武力扩张与建国后的政策同化两个维度探索元朝在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上所做的努力。
推动元朝多民族统一的举措
为尽可能地减小蒙古在战争中的损失，尽管蒙古在建立元朝的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手段是蒙古铁骑的武力征服，但其中也不乏以和平的方式征服其他民族的一些举措。对于积极抵抗的政权采取势如破竹的武力压制，对于主动求和的地区也给予一定的优待与安抚待遇，在推动元朝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下面将以西辽与西夏为例发现蒙古人在武力扩张的同时为促进民族和谐上所做出的努力。
1.西辽在怀柔政策下的臣服
位于新疆与中亚地区的西辽政权，在1132年于叶密立城正式建国。西辽本身就是一个民族与宗教种类都十分复杂的国家，作为这片地区的第一个非伊斯兰教政权，国家在政策上也对于宗教信仰有所宽容，宗教自由让以往伊斯兰教一家独大的局面成为历史。萨满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许多宗教在西辽地区都有着一定的发展，它们各自分布于西辽的各个地区之中，形成交错纵横、长期并存的局面。
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211年，西辽乃蛮部屈出律突袭菊尔汗攫取政权。当时的契丹贵族大多信仰佛教，于是屈出律为获得契丹贵族的支持，由基督教改信佛教并且对于伊斯兰教进行迫害，下令穆斯林改信佛教并且穿戴契丹服装，这一做法无疑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此时有着气吞山河之势的蒙古人盯上了内部动荡的西辽政权，成吉思汗派出两万骑兵一路横扫。当时率兵的将领哲别宣布了颁布宗教自由的政策，收获了许多西辽群众的民心，使得蒙古人不再以侵略者的形象征服西辽，而是以一种更加亲民爱民的形象进入西辽人民的视野中。此外，哲别还与当地猎户做过协商，如果能够捉住在逃的屈出律，蒙古军将会放弃对于他们的掠夺，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蒙古人的凶狠与残暴。
很快西辽地区就在蒙古软硬兼施的策略下彻底被臣服，元朝正式建国后这里的人民被归入色目人的范畴中，在元朝有着仅次于蒙古人的权力与地位。并且对于西辽人民走进中原地区生活与交流进行了特别的优待，契丹民族在后来也逐渐演变为哈萨克和柯尔克孜两个民族加入少数民族的队伍中。
2.西夏灭亡后银川免遭屠城之忧
西夏同样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金国与蒙古两大势力之间。十三世纪初，西夏在蒙古的压迫面前，被迫向蒙古称臣，并协助蒙古征伐金国，双方都损失惨重。但蒙古兼并西夏的意图一直昭然若揭，为抵抗来势汹汹的蒙古人，西夏决定与金国组成联军，但被蒙古将领察觉，西夏又一次被迫向蒙军投降赔款。
蒙古人越来越大的胃口并没有被满足。三年后，蒙军向西夏大举动兵，一路以雷霆万钧之势碾压西夏地区。西夏王城遭受了挖地三尺的待遇，所有建筑随着蒙古军的进入付之一炬，城中的百姓也遭到了大肆屠杀，此后长期以来西夏王陵附近未能找到有关其历史与文化的遗物。
后来其中一些人发觉了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屠城的做法只能得一时之利而会遗害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占领银川的过程中并未进行屠城，城内的百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抚，蒙古与西夏的关系并没有发展为势如水火的对立局面。
这一做法给蒙古对以后许多民族的统治方法上有了一定的借鉴，屠城的残剧开始逐渐减少，蒙古统治者开始正视自己“天下主人”的身份，而不仅仅将自身当作外来民族从而对其他族进行蛮横凶残的武力入侵。
对于天下一家思想的树立
在元朝建国之初，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周边许多民族对于蒙古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特别是在中原地区生活了数千年的汉族人民，对于蒙古这位外来的不速之客产生了很多的不满，认为其是野蛮落后文化的象征。忽必烈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在政治上颁布了许多以蒙古人为基础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政策，对于天下一家的思想进行了实践性的实验，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有效成果。
1.元朝对“汉法”的沿用
忽必烈在保障蒙古贵族特权的前提下开始推行“汉法”，为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一定努力，对于中原文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学习，政治制度上的建立也大多是在唐宋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六部、科举等制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沿袭，对于汉族文化的接纳集中表现在对于儒家文化的重视上，儒家思想也成为元朝皇室自幼修习的必修科目。
2.鼓励生产，发展农业
一开始元朝统治者本打算将中原地区改造成以畜牧业为主的大牧场，但考虑到当时国家财政的压力以及中原地区长期的农业经验，对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原地区，忽必烈保留了汉人自古延续至今的小农经济体制，在农业与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上对百姓予以减税与减租等优惠政策，有效的改善了多年来经济萧条的社会景象。在这过程中汉人对蒙古人的印象也有了一定改观。
在对外贸易上元朝大体上维持了宋代的政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商业的繁荣使得元朝在当时世界上空前富足，在频繁的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3.宗教文化的百花齐放
元朝疆域东起东海，西至黑海，南临东南亚，北达西伯利亚，在疆域极其庞大的同时，疆域管辖下各地区人民的宗教信仰种类是非常繁杂的。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白莲教等各类宗教势力在元朝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得以蓬勃发展。在这片共同的土地下不同的民族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宗教信仰，思想的交融带来人民对国家整体的意识认同。
4.理学儒家的一脉相承
元朝统治者对于各家思想的传播采取开放自由的态度，程朱理学成为恢复科举时期的主要考察科目。对儒学的接受也具体表现在兴修孔庙、设立书院的措施上，在道德主义的层面上将儒学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这期间华北地区的学者儒士开始以汉蒙和谐共存为目的为元朝统治者在安定社会与稳定统治上出谋划策，使得元朝统治者开始在社会制度中在前代的基础上进行蒙古化的改革，并任用了一些汉臣，打破了蒙古人在官僚阶级中的统治局面。
在元朝初期，虽然仍由蒙古人担任统治阶级的主要力量，但汉族人民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已经开始对上层产生一定的影响，开始进入到官员的队伍之中，在促进汉蒙人民关系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结
诚然，元朝统治者对于推动多民族稳定统一的长久共存做出了诸多方面的努力。但这本身是在一个大前提下进行的，这就是在元代历史中始终存在的四等人制。蒙古人与其他民族所受到的天差地别的待遇，直接导致了元朝内部的动荡与混乱，也加速了元朝统治的崩溃。在元朝建国前后统治者在处理内部关系上做出的努力并未延续至后来的治国思路上，整体上还将蒙古族人置于“人上人”的地位，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离不开统治者率领的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逐步努力，只有极少部分人在其中参与是无法完成这一目标的。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民族数量与疆域面积上都独树一帜，有些略显仓促的政策很难实现真正的上传下达，一蹴而就只会弄巧成拙，关系人民最基本权力的政策推行还需要统治阶级按部就班、合理有序、由浅至深的一步步进行下去。
元朝的政权存在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其在推动多民族统一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历史基础，对近现代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是由许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各民族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深入认同与元朝实行的四等人制的理念是严重相悖的。这就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各族人民并未找到对于元朝的国家认同感，这种国家政策的不合理性以及国家观念的不彻底性也值得我们从中取长补短、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元朝民族分治等级制度论析》
《民族文化认同与蒙元历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