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在各种文献中被吹得神乎其神，似乎这个党派在明末时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不存在的东林党
因此东林党这个称号，是阉党创造出来的。所谓东林党，是阉党为了打击异己罗织的一个结党的罪名。因此明末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官员，公开说自己是东林党，因为那意味着给阉党送上了整治自己的把柄。
但是，在明朝当时的政坛上确确实实有一支与阉党对抗的势力，这个势力不知为何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此我们现在一般都是用东林党来称谓它。不过阉党的嘴里的东林党，是指的一切他们要打击的对象，和这个与阉党抗衡的势力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
而且东林党所代指的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真正的‘东林党’到底是由什么人构成的，它到底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明末党争源何起
明末结党的标志性事件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议“立储”，万历皇帝一直想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当时的浙江籍首辅沈一贯对万历的想法心领神会，于是在朝议中发动自己的门生们支持立福王为太子。
然而，尽管万历想立福王，首辅大人也从旁鼎力相助，可是太子之位依旧归于了皇长子朱常洛。沈一贯虽然在这次立储中失败了，但是他见识到了集体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于是他便将门生们集合起来成了明末的第一个党派——浙党。
万历加沈一贯都不能动摇朱常洛的太子之位，那么肯定是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支持朱常洛。这势力就是满朝的官员们，而这些官员中领头的，是江南省籍的官员。
这一下，浙党与江南省籍官员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党争的基础
明朝文官入仕大部分都是走得科举路线，明朝官场上也只有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官员，才会得到朝廷的重用。因此，明朝的科举是入仕的最佳选择，不过因为各省经济水平人口数量不一样，因此各省科举上榜的人数天差地别。
因此有明一代江南省与浙江省的官员们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明朝的重大事件都离开不开这两省的人士的参与。
总的来说，江南省压了浙江省一头。
不过到了明末，浙江省籍科举上榜一路增多，这助推浙江官员成为了明朝政坛上最大的势力。江南省虽然录取人数是最多的，但是它被录取的士子各个时期分布比较均匀，而浙江省被录取的士子在明朝中后期不断走高，到了明末浙江省籍官员已经超越了江南省独占鳌头。
浙江人抱团是很出名的，明朝中后期浙江人科举上榜一路走高，恐怕不仅仅是浙江人会读书那么简单。
虽然万历二十六年沈一贯创立的浙党在立储中初战不利，但是其后浙党势力迅速壮大。浙党成员多为行政系统的官员，其后它还拉拢了昆党、宣党等以御史为主的小党派，这使得浙党在朝堂上一家独大到了只手遮天的地步。
东林党到底是何时诞生的？
那么所谓的东林党，又是因为什么契机而成立的呢？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被认为是东林党成立的标志。然而顾宪成只是修复了书院讲学聚集了士子们，为后来东林党成立打下了了基础。
但这和东林党成立并不是一码事吧？
浙党创立者：内阁首辅沈一贯、方从哲，给事中姚宗文；
楚党创立者：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
齐党创立者：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
那么东林党究竟是何时成立的呢？
史书中并没有给出东林党成立的具体时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我们能找到东林党成立时间的线索。
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疏劾东林讲学诸人阴持计典，自是诸臣益相攻击。
时攻兆魁、廷弼、宾尹辈者，党人率指目为东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秋，在朝者已无可逐，乃即家徙策为河南副使，策辞疾不赴。
这是《明史·刘策传》中的一段记载，显然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时还没有东林党这一称呼，编写《明史》的编修们因为这些被贬谪的官员，与后来的东林党关系密切，所以在这里便用东林代指了。
这段珍贵的记录，告诉了我们东林党诞生的原因还有时间。
浙党一家独大别家都被它在1618年给打压了，眼看单打独斗不是浙党的对手，那么就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浙党吧。所以，东林党是被浙党打击的诸多党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同盟，它的主力是江南省籍的官员。
从刘策传透露的时间看，成立这个党派联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1618年秋。其实一般我们所称的东林党，指的正是这个在1618年秋以后成立的跨党派联盟。
东林得势
这边东林党正式问世了，那一边浙党就翻车了，而让浙党翻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而让浙党翻车的事件，正是代表着明亡清兴的揭幕战——萨尔浒之战。
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暴露出了浙党的一个缺陷，没有懂军事的人才。这一点在其后的岁月中，浙党一直没有能够扭转，明末名帅都不是浙党出身，反而东林出了不少将才。
萨尔浒的惨败彻底激怒了万历皇帝，浙党因此遭到了大清洗元气大伤。虽然这次清洗规模如何没有史料记载，但是其后无论是明光宗朱常洛登基，还是明熹宗朱由校登基，我们看到的从龙之臣全都是东林党人，不难推知这时浙党的颓势。
东林党人在萨尔浒之战后第一次主导了明朝的政坛，虽然在东林党主持下明朝国力有了一定的回升，尤其是拨款建造锦州到山海关的防线遏制住了后金的攻势。然而东林党在其后也犯下了和浙党一样的错误——不能容人。
东林在天启时期失势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东林党把持的政绩考核，将浙党、楚党、齐党三党党首全部罢免，这逼得三党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齐党由山东省籍官员们组成，是北方各省的第一大党；当时的楚党包括湘鄂两省官员，是朝堂中的第五大势力，比齐党人还多！
所以，阉党和东林党一样，也是政治势力的联盟，并不是明末的一个党派。
浙齐楚三党之所以要联合魏忠贤，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宦官势力，掌握着东厂和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暴力机关，他们代表的是皇权。由于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进行了废除相权等一系列皇帝集权，所以皇权在明朝的政治力量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东林党再强大，面对皇权也还是不堪一击。魏忠贤能压倒东林党，不是他多有本事而是他代表了皇权。
浙党等朝堂势力故意高抬魏忠贤，把他置于镁光灯之下，让世人以为打击东林是魏忠贤一人好恶所致，将天下的指责都集中到了魏忠贤的身上。
朱由校最喜欢的老师孙承宗，为了替遭遇柳河之败的山海关总兵马如龙开脱，请求撤销自己的蓟辽督师之职。孙承宗这么做本来是为了以退为进，指望自己这位好学生能帮自己把朝堂中嘈杂的声音压下去，可是孙承宗却接到了朱由校同意他辞职的批复！
从朱由校同意孙承宗辞职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魏忠贤打压东林党是经过朱由校首肯的。可东林党对朱由校明明有拥戴之功，朱由校为啥还要打压它呢？
因为东林党坐大就意味着朝堂大臣势力坐大，这必然会导致皇权受限，朱由校不顾念拥戴之功，放纵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正是在此。然而魏忠贤打压了东林党后势力过于膨胀，使得阉党对皇帝来说，成了比东林党更大的威胁。尤其魏忠贤手握东厂、锦衣卫掌握兵权，这对皇权的威胁更是致命的。
东林在崇祯时期失势
收拾掉了魏忠贤以后，崇祯帝朱由检遇到了和他哥哥朱由校一样的问题——东林党势力太大了，这让他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于是在1629年，朱由检将回援北京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下狱，发动了袁崇焕案。
1629年12月，因为袁崇焕案，首辅韩爌[kuàng]辞职，次辅钱龙锡被下狱。
朱由检抓了袁崇焕，首辅韩爌为什么要辞职？
而韩爌这个人有很大的政治洁癖，视自己的名声高于一切。所以朱由检抓了他的学生袁崇焕，韩爌果然选择了避嫌走人。
而被诬指与袁崇焕私下交往的次辅钱龙锡，正是当时的东林党首。韩爌走人，钱龙锡被下狱，这一下东林党群龙无首，朱由检在这一次政治斗争中彻底获胜。
因此袁崇焕案，就是朱由检为了扳倒东林掌权的内阁，所发动的一次隐形政变。这次政变后，朱由检完全掌握了明朝的大权。所以那些说什么是东林误了明朝的可以省省了，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开始，朱由检已经乾纲独断，这一时期任何明朝发布的弊政他都是第一责任人。
东林党本来就是个政治联盟，在经过袁崇焕案后实际上已经解体，它对明朝朝堂的干预能力所剩无几了。当时唯一能把东林重新黏合起来的只有孙承宗，这一点朱由检非常清楚。所以孙承宗在大凌河之战中，被朱由检任命的辽东巡抚邱禾嘉架空，其后朱由检更是将大凌河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孙承宗的头上，逼迫这个东林最后的大佬离开朝堂。
东林的起伏与明朝兴衰间的联系
其后随着朱由检自挂东南枝，明朝的政治重心转移到了南京，也就是江南党的大本营。然而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在自己的主场进行熟门熟路的扶植新帝的斗争，却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连党首史可法都被撵去扬州守城了。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仔细看看东林党的历史，所谓明朝灭亡是因为它挑起党争就是个笑话，东林党本就是被浙党欺压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同盟。而且东林党在明末的政争中，每次占上风都是皇帝站在它这一边时。从最后的斗争结果看，它往往都是输家。
东林党的历史，其实就是明朝朝臣对皇权进行限制的一种尝试。明朝中期以来，失控的皇权一次次将明朝置于倾覆的境地，因此朝臣们一直尝试对皇权加以约束。在明孝宗、明世宗前期（嘉靖）、明穆宗、明神宗前期（万历），皇权都被约束在了一定的范围内，这使得明朝一次次获得了喘息之机。
明朝的灭亡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真理，权力必须装进笼子里，否则失去约束的权力必将为祸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