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头大患，中原王朝的军队一定要对其多加防备，防止其南下，否则中原的花花江山就归于游牧民族所有了，并且即使游牧民族没有入主中原，他们不时的南下劫掠也够讨厌的，每次都能对中原造成一定的损伤，而且还难以防住。
毕竟游牧民族世代牧马放羊，马匹保有量极高，其作战时，即使是普通牧民也能做到一人三马，一般战士则普遍携带五匹甚至更多匹马行军，因此其机动性和灵活性极高，行动尤为迅速，常常能打中原军队一个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而且在古代，骑兵在战争中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在面对步兵队伍时，骑在马上的游牧民族士兵不光可以用弓箭在远距离将一支步兵队伍射垮，或是给予重大杀伤，还能纵马冲锋，利用战马的冲击力将步兵阵线冲垮，然后近战厮杀。
并且他们仅需少量骑兵就可以拖住步兵，拖住其行军速度，让其难受至极，走，走不掉，打，打不着，所谓“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说得就是如此。
另外，骑兵对战步兵时还总是占有战略优势，因为他们打得过可以打，打不动了，可以撒腿就跑，反正步兵的两条腿追不上骑兵的四条腿，让步兵在对战骑兵时虽然也有机会取得胜利，但战果却往往很小，没办法歼灭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而在火器没有大发展的古代，中原王朝或者说农耕民族要想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骑兵，并且数量还不能太少，素质还不能太低，否则作用不大。毕竟随便一个草原大部落发发狠，也都能拉出几万骑兵来，而且个个马术能力还不低，毕竟人家从小就练骑术，少时骑羊射兔，长大骑马打仗。
为了能和这样的敌人争斗，中原王朝就必须要有大量的骑兵才行，但尴尬的是，缺马尤其是缺乏战马实在是历代中原王朝的通病。这养马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里也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即使有官方引导和资助也得不到完美解决，对于中原的大一统王朝来说，靠内部马政来解决战马和马匹问题，真的是几乎无解的存在。
有人可能想到了，既然游牧民族可以在草原羊马，那农耕民族为啥不能在中原农耕地区自己养马呢？另外还可以借助民间力量，发动百姓来养马，这样一来中原王朝不就不缺马了吗？
其实历史上，许多中原王朝都曾尝试过自己搞军马场养马，以及让民间养育马匹，但很可惜的是，这些尝试和相关的政策，一般也仅仅是在前期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然后很快就会陷入腐化，民间百姓也被折腾的怨声载道，甚至是出现伤民的情况，还有一些老百姓则被马政之苦给逼得造反，激起民变来（如明朝刘氏兄弟）。
战争对战马和马匹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汉武帝时期，几场大战下来，汉朝就损失了十几万匹马，消耗太快了，以至于中原王朝难以承担。
其次，中原王朝育养战马是真的不容易，除非占据了大片可以放牧的草原，然后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经营，建立诸多军马场才行。而先不说为此要投入的巨量人力物力了，单是其一些所需的前提条件，就是一些中原王朝难以达成的难题。
而且要知道马匹对环境是有要求的，要想养好马，并大量产出战马，不是说随便划一片地就行的，要有合适的温度，合适的空间，合适的水源，甚至还要有合适的长山大谷，可惜这样的好地方，需要大量马匹的一般中原王朝还真难控制在手，一般都是在敌人的手中攥着，引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话来说就是：
“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
小贴士：相比于骑行马、役使马，战马的培育条件很是苛刻，不光要对其进行大量训练，还需要为其提供奔驰锻炼的空间，传言战马成年前甚至只能放养而不能圈养。另外宋代资料显示，当时放养一匹马起码也需要差不多五十亩的草场。
其实，如果中原王朝真拥有了这些便于放牧的地方，那么就意味着这一中原王朝身边并没有强于自己太多的游牧民族对手，否则他也抢不下来这些地方，那么他其实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战马了，毕竟他没有需要大量骑兵才能对付的游牧民族敌人，而其内部的动乱，全凭步兵和少量骑兵即可，根本用不到花费巨大，对物资给养要求过大的骑兵上场。
钱穆先生所说的也不一定全对，因为事实上骑兵所需的战马并不只有热察和甘凉河套两处才能出产，中原王朝的控制区内，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养马的。有网友总结了中原可用的养马地，我这里摘抄了一些过来，方便大家一览：
“陇右马监可养马数十万，河西有山丹军马场，夏州(陕北横山一带)唐代时还养马十九万以上，川北的河曲草原也可以大规模养马。司马光所说的山西西部的岢岚等州土地荒芜，可做牧监。宋代开封以西的河南西部荒草丛生，人烟稀少，牧监多于此。湖北齐岳山有南方最大的山地草场，适宜牧马，重庆，湘西，贵州，云南均有一定范围的山地草场分布。成都以西的川西草原等。”
“处于宋朝控制下的关中、河南、山东、淮河都是自古以来的优良马场。五代十国时，后梁依靠河南战马建立的骑兵。”
“洛阳南境有广成川，地旷远而水草美，可为牧地。”
但为此国家仍然要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要和百姓争地，还非常考验行政能力，以及统治阶级的战略决心，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还不一定多好，因为历代牧马监都堪称是腐化重灾区。
而中原农耕地区也不是不能养马，事实上即使是优秀的战马，也可以在中原地区养育出来，虽然南方地区的温度和环境，太过湿热，确实不合适养马（越往南，马匹成活率越低，只有一些较为特殊的地域除外），但是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北方地区，其环境和气候还是比较适合养马的，因为当地气候更温和，夏季干燥少雨，年均气温较低，但又不是特别低，无霜期更长，光照也足够，更有利于草本植物生长，白灾还少，蒙古人等势力就曾在这些区域里养马，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在中原地区养马实在不方便不经济，特别浪费，尤其是唐以后，因为据古人自己估计，他们当时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至少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注意这是养一匹普通的马所需的花费，如果说养一匹堪用于战阵的战马，那么所需要的土地就更多了。
中国古代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精耕细作，使得中国人的田地不会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浪费”，去主动休耕恢复地力或是种植牧草，而是不断种植农作物，马匹自然也缺少相关的优质饲料，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马匹的数量。另外，中国古代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如马种瘦小、缺少相关技术等原因，马耕很少，基本上都是牛耕，马耕也不适用中国许多地区的土壤条件，这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民间的马匹数量。
如果不想破坏耕地影响人口，选择只是养少量不多的马匹，那还不如不养呢，因为少量的马匹，在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战争当中，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而一旦选择在农耕地区养育大量马匹，养育足够王朝战争所需的战马，那其实是在损伤中原的根本，把田地拿去养马，怎么养更多的人口？怎么产粮？怎么产出税赋？而且农民、士绅和大族贵族们都不会答应（大户经常侵占草场，规模还很大，历代都很普遍，却还没有什么好的解决之策，大都罚钱了事，然后草场很可能就这样被占下转为农耕了），除非是军阀混战的大争之世。
因此在中原农耕地区不是不能养马，而是真在中原腹地开辟养马场或是官马场来养马，在人口多的朝代，太不合适了也不经济，另外不是汉朝、唐朝这样武德充沛，决心和外族你死我活得朝代，一般王朝还真没这个决心在中原大搞军马场。宋朝原先的许多养马地，因为人口和粮食压力，最后都不得不改成农田耕地，大户不断侵占草场，根本拦不住。先河南再河北，宋朝养马场依次变成了普通农田，而要知道宋朝开国时可是继承了好几十个养马场，马匹保有量达数十万，结果后来一天比一天拉胯，人不断跟马争地。
至于让民间百姓来参与到养马当中来，让马匹流散进民间，当然也可以，但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中国古代的许多朝代都有过民间养马的政策，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很重要一项就是把马寄养在百姓家中，让百姓代为领养，官府还有相关的补助，平时百姓也可以使用家中所养的马匹，干农活或者是骑行，等到国家需要的时候，再将马匹上交。这一政策看起来非常美好，也非常实用，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但真正实行起来以后，才发现是一大坑，百姓纷纷抵抗。
因为农耕地区的很多地带都是温湿地带，这种湿热环境和温度条件，并不特别适合马匹的生长繁育（许多马种喜高寒），马匹很容易生病死亡（炎热的夏天容易爆发疫病），其次养马不像养牛，马匹本身饲养就不容易，吃得多不说，还对饲料要求不低，还需要专业的兽医，否则很容易死亡或是废掉，因此养马对普通百姓来说代价就太大了，得不偿失：
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的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做苦差。”
明朝时，官府为了获取马匹，想出了多种方法，比如按照土地亩数直接向民间征马，或是让民间一户或多户百姓养一匹马，朱元璋时代还曾计划向民间下发马驹，让百姓抚养，但要求是领到马驹的百姓，要在以后的四年里陆续缴纳三匹马才行，而且上交的马匹还要经过官差的检查，不合格的不要，国家也不给任何补助，只有上缴了合格的马匹，百姓才能领到养马补助，另外百姓还必须得运输马匹，按时将马匹送到了指定地点后，才能获得相关补助。
其他几种马政也差不多，总的来说就是百姓为了养马所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巨大，远超国家给的那三瓜俩枣，要是养的马再出些问题，或是生病或是死了，那才完犊子呢，想办法赔钱交罚款吧。而百姓辛苦养出来的马，除非交给国家以外，百姓几乎无用（马要交税，不敢役使干重活），官府承诺的养马减免徭役、税赋，到后来还成了一纸空文，养马户还是逃不掉。这种情况下，百姓除非吃猪油蒙了心，否则咋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养马？
但事实也证明，如果官府真的下定决心，狠下心来推行马政，执行严苛的相关政策，那么中原地区的马匹保有量很快就能上来，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朝永乐年间了。永乐元年，国家马匹据推算不到四万匹（此前洪武朝时，甚至用铁锅和琉球人换马），结果由于永乐大帝的对外战争缴获（几次对蒙古作战），以及他的坚持不懈，狠抓马政，到永乐二十二年之时，国家马匹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七十多万。
但其背后的付出实在是太大了，许多百姓因为养马上交这件事，被逼得不得不将妻妾典卖换钱交罚款，甚至是卖儿卖女，所以这些马政根本无法长久。另外，还需要一个能打，有大魄力的皇帝，同时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官府，否则就会出乱子，轻则民怨沸腾，重则直接民变。事实上，这边永乐皇帝一死，那边新继位的皇帝，就开始了给百姓减负，对交不上马匹的马户减免积欠，又让官府出面赎买回百姓典卖的妻妾儿女等等，这赢得了一众支持，之后的皇帝们也大都如此，没办法，马政猛于虎，对百姓的负担实在是太大了：
“各处军民有因追陪孳生马匹，为官府所逼,不得已将男女妻妾典卖与人者，诏书至日，官府悉为赎还，不许托故延缓，如女子年长已成婚配者，不在此例，今后倒死孳生马匹只照洪武中例追陪。”
后来百姓宁愿缴纳不养马的罚款，也不亲手养马，张居正改革之后，朝廷干脆将所有散给散户的马匹全部就地转卖，但马户的编制不变，只是他们再也不用交马了，此后养马户只需交税钱就行：
“通行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巡抚衙门并札付两京太仆寺，仍咨都察院，转行各抚按并印马御史，行各司道并府州县掌印官，将卖剩一半种马尽行变卖，司道各官亲估价银，上等无过八两、下等无减五两，估完先造清册送部，案候查考。以文到之日，南直隶限一年以里，北直隶、山东、河南限十个月以里，变卖完日，倾销成锭，各州县依期解部，发寺收解，专备买马，不得别项支用。每马每年折征草料银一两，以万历九年为始，征完各州县类总解部发寺，不许延捱拖欠，孳骑已报在官，其种马堪卖者，将狗给赏马户，不堪卖者将购一同变卖辏价，马户有逃故种折者，审实免征，逃移复业、种马犹存者，照下等马价减估等因。”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原地区的马政“放羊”，不断衰弱，越来越荒废。
如果中原王朝需要大量马匹，还有一个渠道，那就是从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中获得，但这就需要和游牧民族达成友好关系了，这样才能从游牧民族处获取所需马匹。但问题在于，中原王朝需要大量战马和马匹的原因，往往都和游牧民族脱不开关系，可以说中原王朝很多时候之所以需要大量战马，目的就是为了和游牧民族作战，而且对付的一定还不是一般的游牧民族，能逼着中原王朝需要大量骑兵的游牧民族一般也都是强权或是游牧帝国，而这种草原帝国一般都能做到统一草原大部，让中原根本找不到能够卖给自己大量马匹的其他游牧部落，即使有，也一定不多。
另外，从游牧部落获取马匹，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资敌行为，因为很显然游牧民族并不会平白无故地将马匹给中原，需要中原人拿着大量物资和金钱进行交易购买才行，而大量物资流入草原，实际上也会增长游牧民族的实力，比如铁器流入草原后，对中原民族来说就是一件祸害，因为过后游牧民族很可能用这些物资发展自身，然后入寇袭击，而且游牧民族也不傻，他们也会控制马匹交易量，也会控制马匹质量，甚至是性别。
很多时候，中原王朝宁愿不要草原的战马，不要草原物产，也不搞互市，为的就是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进行经济封锁，然后这又会刺激游牧民族为了中原的物产，不断发动战争，就如明朝中后期的情况一样，当时蒙古人疯了一样袭击明朝边关，经常入寇抢劫，但他们不是真的要重新入主中原（主要还是没那实力），主要目的其实为的是让明朝重开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