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曾经这样评价李白的影响力：“就一个作家在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像一股狂飙、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神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唐玄宗对他礼遇有加，杜甫等同时代诗人也对他推崇备至。我们承认李白的诗作征服了大多数人，不过因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还是有人不喜欢李白。
宋人王安石不欣赏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王安石曾言：“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行。”这是批评李白诗歌一味豪放的风格，而没有多少技巧上的变化。相比之下，内敛沉郁的杜甫更受推崇。因“李杜”并称，后人评价时也往往将两人放在一起，宋人葛立方在他的诗歌理论著作《韵语阳秋》中评价：“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认为李白不足以与杜甫比肩。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庐山，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诏，出兵东南，招募李白入府。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李白加入永王幕府，慷慨从军。然而此时唐肃宗已经在灵武即位，以叛乱罪讨伐李璘，李白也因反叛罪入狱，流放夜郎，后来遭到赦免。
后世有人从道德忠君的标准来评判，对李白入李璘幕府事件持否定态度。《诗病五事》是苏辙中晚年所写的诗话著作，其中就对李白持批评态度：“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能及也。”苏辙指责李白“不知义理”的根据之一是：“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陵，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可见苏辙因李璘事件对李白的忠君之义提出质疑。
苏轼对李白参与永王李璘幕府却持辩护态度，他说：“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以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胁迫。”苏轼认为高力士事件能看出李白是有豪气之人，断不会趋附奸佞，应该是被胁迫所致。
宋人黄彻的诗话作品《巩溪诗话》比较李杜时，黄彻评价李白说：“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他的评价分为两部分，对李白的诗文进行了充分肯定，但是认为其为国为民之心则远不如杜甫。
李白在宋朝不太受欢迎，其文化地位远不及杜甫，这是深受宋朝的时代气质和文化心理所影响。宋人过分关注诗歌的道德负荷作用，推崇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而李白的诗风与这种倡导有所抵牾，杜甫则因气质相符，在这一时期被推为“古今诗人之首”。明清时期这种倾向不再这么明显，人们多李杜并称，并且出现不少十分推崇李白的文人，如高启、唐寅、王世贞、屈大均等。在今天，李白更是人们心目中无人可及的“诗仙”。
其实，谪仙人是不会在乎世人的眼光和看法的。若是问他，他恐怕会潇洒地一笑，吟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新黄河·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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