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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朝中后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统治阶级将刑法作为统治的工具以满足现实政治的需求，于是刑法上表现出自立刑制、重典治民的突出特征。作为一个社会关系急剧变化的朝代，中国传统法律在宋朝达到最高峰，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态势，展现出宋朝法律文化体时适变的时代特征。
一、刑事立法的基调
宋朝的刑事立法充分反映了社会需求，并呈现出逐步完善的趋势。“立法”都与制定法律有关，宋朝立法活动的频繁由此可见一斑。太宗在位期间，为避免五代割据局面的重演，将“防弊”作为治国基本原则，并大肆立法。
具体而言，太宗一朝，由于土地私有化加剧，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导致社会关系渐趋复杂。在此情形下，统治者必须因时制宜，以一种更为灵活变通的立法形式调整社会关系，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尽管立法遵循“法贵简要”的原，但并不意味所立之法不严谨或疏漏百出。与之相反，太宗朝立法非常慎重，主张集思广益，完善法律信息收集渠道，进而减少因立法失误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尽可能发挥法律功用的慎重立法观念，对宋朝后来的立法也有不小影响。
宋廷立国之初就非常重视刑政，重典惩治刑事犯罪是太宗朝刑事立法的主导思想。经历五代时期混乱后，太宗即位伊始确立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思想，主张将预防犯罪作为立法的主要原则和指导思想，以巩固新生的一家一姓王朝。但预防性的政策与措施，终因刑事犯罪频发不止而效果甚微，宋太祖在位期间便已是“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于是，“重典治贼盗”的刑法指导精神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重拳打压贼盗罪的同时，官吏的违法行为亦是王朝刑法指向的对象。终太宗一朝，阶级矛盾非常突出，为巩固统治，太宗继承并延续太祖时期的官吏政策，并在立法上设置重刑，大肆打击官吏的枉法行为。
二、集权制度的刑律体系
宋朝建立之初，法制方面仍然沿袭唐朝的律令格式，即“刑事统类”或者简称“刑统”，通常是将刑律作为主要部分，其他有关刑法性质的敕、令、格、式、条例，再依据法律分类附载于法条之后。上述法律形式，相辅相成，互为援引，成为宋朝刑律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中，《宋刑统》就是上述刑律体例形式的集中表现，也是宋朝立法传统的源头。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定会受到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宋刑统》的制定也不例外。虽然《宋刑统》主要内容源于《显德刑统》，立法之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宽简体时，但大规模抗议的发生，使太宗担心的“内忧”成为现实，故而从维护统治的目的出发，此前简刑便民的立法精神，随之有所调整，并迅速被严刑峻法的立法原则所取代。《宋刑统》死刑增设“决重仗一顿处死，以代极法”，将具有相当大随意性的“杖杀”编入刑统，使之成为国家的常设法律，足见当时社会关系之尖锐，统治者维护集权统治之迫切。
作为宋朝立国之初法律体系集中体现的《宋刑统》，经过太祖创制，太宗朝巩固发展，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朱朝初年法制的时代特点，对于稳固当时的政权和恢复战乱后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三、刑名中罪名法的演变
太祖、太宗立国之初，以稳固统治、巩固中央集权为头等大事。其后，伴随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尖锐。与之相应的是，刑事犯罪立法也由最初的“宽简刑罚”走向另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各级官吏犯赃罪的立法，由严而宽，刑罚由重而轻；另一方面，“贼盗”罪的立法逐渐由宽而严，刑事处罚也由轻而重。这种平民“贼盗”法与官僚犯赃法的反向变化，凸显了宋朝特权阶级统治的加强。
十恶，是十种重罪的通称。它们分别是：谋叛、谋反、恶逆、谋大逆、不孝、不道、大不恭、不睦、不义、内乱。其中，谋反、谋叛等同时被列为“贼盗罪”内容的犯罪行为，宋朝刑法格外重视。从《宋刑统》的描述中不难发现，“贼盗”罪主要就是指以侵犯君主专制主义为核心的皇权，和危害地主阶级人身财产安全为特点的犯罪行为。
而对于危害地主阶级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宋朝均科以重典。其中，北宋时期的《贼盗重法》对于此类行为的规定尤为详备，刑罚力度也愈来愈大，正所谓“罪无首从”，皆行极典。
中国古代刑法条文中，“盗”与“贼”经常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相互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的犯罪概念。“损害生命权益没有顾忌为贼”由此看来，“贼”大部分是指无事故意非法杀人以及违背礼法的行为。
与对贼盗犯罪行为的严刑峻罚相反，宋朝对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却是逐渐减轻。不义之财称之为赃，中国古代法律早己有之。简单而言，即指官吏通过职权侵吞官私财物，收受他人钱财的违法行为。
但伴随政权的稳定与巩固，宋朝的惩贪行为却逐步由严而宽、由重而轻，太祖、太宗时即已有所显露。虽然太祖、太宗两朝均规定官吏受赃不得赦免，且此后又一再重申，但朝廷却每每开法外之门。
四、刑罚制度的特征
宋朝的刑名体系是建立在维护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基础之上，故而刑罚体系必定与刑名体系相配套。宋王朝刑罚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威胁主义。历代统治者，设定刑罚的目的都是为满足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宋朝也不例外，故而设制了刑罚体系的七大基本原则。
第一，八议原则。这种保护贵族官僚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出“同罪异罚”的精神。
第二，
十恶不赦原则。
宋袭唐律，对于十恶犯罪行为，重点打击而且力度很大。
第三，公罪与私罪原则。宋朝规定：私罪加重处窃，公罪适当减轻。这种立法思想，其实质就是督促官吏恪守职责，进而强化国家行政治理，巩固统治基础。
第四，自首减罪原则。即在犯罪被发现之前，主动向官府自首者，可以视情况减轻或免除处罚。其根本还是为减少刑事犯罪率。
第五，累犯加重处罚原则。累犯不仅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其本人“屡教不改”，故直接严惩，以正视听。
第六，合并论罪原则。对于两种以上的犯罪，采取两者相权取其重的做法，对于重罪而言的轻罪不再另行惩处。
第七，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宋朝的基本统治思想仍然是儒学精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儒学要义贯穿于刑罚指导思想当中。当然，相隐有一定界限，对于危及政权统治的犯罪仍不可饶恕。
五、刑事诉讼法的构建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就有重实体而轻程序的传统，诸法合体就是最好的证明与表现。但在宋朝，因为社会关系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尖锐激烈，故而宋朝的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制定严密的刑事诉讼法。
纵观两宋刑诉法方面的建设，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审判职能的完善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审判分离制度的建立。其二，强化程序公正机制，主要表现在翻异别推、法官回避、一案推结、案后收坐以及复察等制度中。但是，由于宋王朝君主专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司法方面也存在诸多弊端。
宋朝的审判体系及其职权，基本承袭唐朝的审判制度。但是，在某些方面又有自身特色。最突出的便是审判职权以强化中央集权为核心，集中表现于审判分离制度。宋朝只有特定情况不设立法司，就是县令审判民事以及杖罪以下的轻刑。此时，仅需胥吏协助主官审理即可。除此以外，州府以上的审判机构，必须先由鞠司负责审查清楚案情，然后再由法司寻找出适用案情的法律条文判决。
六、总结
纵观整个赵宋政权，其所推行的刑事法制建设，对于抑制被统治阶层的反抗，调整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以及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大体行之有效，用之可行。但是，作为君主专制主义的传统王朝之一，其在刑法制度本身以及刑罚效果方面，仍然存在大量问题。
尽管宋代的法律制度有一部分是承袭前代旧制，但在更多方面却展现出时代特征。宋代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体制，导致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产生脱节。基于此种原因导致的司法领域贪腐现象突出，法律在现实运行阶段软弱无力，但我们不可就此而忽略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合理性与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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