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宋朝的将士皆疲惫不堪，“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只有殿前都虞崔翰力主伐辽，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宋太宗深以为然，即令枢密使曹彬调集各路兵马，决意北伐。由于将士无意北伐，出现了“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宋太宗大怒，“欲置于法”，由于赵延溥的极力劝阻，宋太宗气消，未能动法。
《辽史》记载：“（耶律）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驴车遁去。甲申，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又，耶律休哥“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主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允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为不可……”据此可知，宋军士气不高，故有夜惊，失上（宋太宗）所在，有谋立赵德昭之议。
宋朝人的记载比较真实，从中可以看出宋朝的将士不愿北伐辽南京，平北汉不得奖赏，连续作战的劳累，都是他们反战的原因。由于士气不高，兵无斗志，加上宋太宗的催促督战，辽军的强力反击，引起了宋朝士兵的倒戈哗变，引起全军溃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