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初十日，张献忠出生在陕西延安府肤施县刘渠村一位农民家里。
他比李自成小17天。那时候，正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创建到现在，已经历了8朝，万历是第九任皇帝。经过200年间的经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城乡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扩大，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国际威望，大明王朝在世界上令人向往。然而，封闭式的思维与重农抑商观念又在束缚着人们的手足，复杂的社会内部矛盾使得这个王朝陷入窘境。就是在这个由鼎盛到衰落的转折关头，万历皇帝由进取转向保守，躺在安乐椅上，不思进取，成天在后宫纵情酒色，30年来居然不上朝理政，大臣们的奏章，常常被留于禁中，不交大臣讨论，也不批答处置。中央管理机构中官缺不补，处于半瘫痪状态。官员们交朋结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猖獗的敲诈勒索之风，从京城一直刮到穷乡僻壤。继之而来的光宗朱常洛，即位1个月，居然因误食臣下进献的红丸而死去。接下来，登上皇帝宝座的是熹宗朱由校性格懦弱，没有理政能力，也不大愿意从政，却喜爱木工，一天到晚，醉心于模型设计，木器制作，将国家大政交给宦官魏忠贤处理。魏忠贤素质低下，只会献媚取宠。熹宗在位7年驾崩，遗命弟弟朱由检即位，此即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于多事之秋，18岁登极，有魄力，有思想，想有作为而积重难返，国家财政困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饥荒肆虐，饥民四处流亡，政府无力赈济，民穷盗起，就派兵镇压，镇压需要增兵增饷，饷源又来自于民，税收一增再增，起义的民众越镇压越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明王朝奄奄一息。
万历皇帝
加派是明王朝于正常固定税收之外增加的税收。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开始，由于国家财政支出增大，开始另外加征，但数目不大，对社会影响亦不大。后来，辽东战事吃紧，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十七年（1619年）、四十八年（1620年）连续三次增加按亩收取的田赋，每亩增加银子9厘，全国每年增收520余万两。崇祯三年（1630年），又每亩加征3厘，全国增收165万两。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辽饷”，专门用作辽东军费。崇祯十年（1637年），又在全国增征“剿饷”，共增280万两。原定只征1年，但不敷支出，崇祯十二年（1639年）再次在全国加征“练饷”，年额达730万两，这是专门用来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以上三项，合起来称为“三饷”加派，先后共增收银子1670多万两，比原来每年固定征收的田粮还多上1倍。然而，这还只是派征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盐课、关税、助饷、杂项等加派，还有地方和军队的种种私派，名目繁多，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其征收数额也难以统计。
女真族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尽沧桑，到了明后期，居住在建州的女真人异军突起。一个叫努尔哈赤的首领，足智多谋，会汉语，在明朝辽东大将军李成梁手下为将，接受明王朝的委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被封为龙虎将军。他率领部族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进而征服了周围其他一些小部落，1616年于赫图阿拉即汗位，宣布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国，这一称号表明它是历史上金王朝的继续与发展；同时也表明他开始脱离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他还为自己家庭创设姓叫爱新觉罗，女真语爱新就是金，觉罗就是族。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一位干实事的政治活动家。他即位后，励精图治，国力日渐强盛。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以“七大恨”为号召，对明王朝宣战，并且积蓄力量，窥测时机，乘其不备，主动进攻，夺取抚顺，连续打败明军，在山海关外引起震动，更引起万历皇帝的警觉，于次年二月，明政府调集号称47万大军，由山东经略杨镐指挥，前往征讨，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没有料到萨尔浒一战，明军惨遭失败，损失士兵44万余人，将领300余人。接着，后金以破竹之势，攻取开原、铁岭、沈阳、辽阳，进而将都城迁到辽阳，天启五年（1625年)又将都城迁到沈阳，改称盛京。1626年努尔哈赤离开人世，他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了汗位。这就是清太祖。皇太极才能出众，有胆有识，继承父亲的事业，实行改革，壮大国力，并将战略目标由东北扩大到全国。这对明王朝来说，可真是插入肌肤里的一把利剑。
皇太极
晚明社会失控，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生活，统治者也无法继续正常的统治秩序。所有这一切，在陕西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里农民生活更苦。说起农民生活苦，陕北的农民承受的苦更大更多。这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差，地处黄土高原，土质贫瘠，天气寒冷，耕作期短，春当种而冬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气候条件虽然适宜农作物生长，但平地少，坡地多；水地少，旱地多；土质贫瘠地多，甚至沙碛不生五谷之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农业全靠望天收，农业技术落后，粮食产量低下，就是丰年，绥德、米脂、清涧、定边一带相当多的土地，粮食产量也是亩不满斗，直到20世纪40—50年代变化不大。同时由于这里为军事重镇，边兵众多，且实行军屯制度，制度规定十分之三守城，十分之七屯田。在无定河至怀远堡之间的土地，多由榆林卫与绥德卫军屯垦，万历年间米脂县令张可立设立条规，确定宽衍川地尽属军屯，峻极山地方为民地。这一条规使陕北农民占有土地质量恶劣的状况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与劣质的土地带给农民的是更加艰苦的劳作，即使在上好的年景，农民们需要常年在田间力作，才能维持低标准下的生活。晚明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按亩征收，这样落在农民身上的负担自然也就更加沉重。同时由于水利设施困乏，种地靠天收，不仅农业亩产量低下，而且十年有七年歉收，单靠种地大半人都养活不了自己，于是在养羊、种枣树上打主意，用羊、枣向行商的马帮或驼队，或到附近集市上换粮食与生活用具。也有少数人家跑个小生意，以补充衣食之不足。
这里边兵云集。明代270余年，北元一直是北边最大的威胁。明代为防御蒙古与东北满族南下设立的9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镇上各驻重兵。其中延绥、固原、甘肃、宁夏四镇都在当年明陕西境内，这里的边兵多达37万余人。他们是国家的常备军，理应由国家供给他们衣食军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以及军政败坏，长官贪污克扣，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起，几乎年年拖欠军饷，天启年间，有的地方军饷一文不发。到崇祯二年（1629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士兵已有36个月没有领到分文饷银。边兵生活全然没有保障，有的被迫靠卖儿女，质盔当甲或贩运私盐来维持生活。他们的处境与当地贫苦农民几无区别。饥民与饥兵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心心相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忍无可忍、望无可望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势所必然。
这里有着大量的驿卒。驿卒是明代在交通要道上供役的差役。陕北既为边镇要地，其交通位置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不仅驿站集中，而且驿务繁忙，驿卒日夜奔走于路途，“马不歇蹄，人不歇肩”地为官府转送物资，传递公文。工作既苦又累，尽管待遇菲薄，难以养家，但还可以勉强糊口，维持本人生计。可是，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不堪财政重负压力的明王朝为了减少政府开支，决定裁减驿递。于是，一向依赖驿递为生的驿卒因此失业，没有生活来源，同饥民饥兵一样，流入社会，穷则思变，穷则思乱，遂成为动乱的火种，民变的又一支力量。
张献忠家在延安府肤施县刘渠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今定边县郝维乡还有这个村子。清雍正九年（1731年），陕西行政区划调整，以定边、盐场、砖井、安边、柳树涧五堡之地设立定边县，柳树涧归入定边县。由于刘渠村为柳树涧堡属地，所以史书上说他是柳树涧人。
柳树涧堡在定边县东140里紧挨长城。从秦朝开始，定边县城的城墙就与长城城墙相连。长城从盐池斜伸过来，到定边后直直地向东，直到安边，再转而向东南、再向东北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圈回到安边东方的重镇靖边。此后，长城向东北延伸，绵延千余里，在麻地沟消失。这里的长城，当地人叫边墙，但不是明朝的边境线，只是为防御北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女真人南下修筑的。明英宗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对这里的长城进行了整修，在古老的城墙上筑垒设堡，每二三里设立敌台崖砦，以备巡警。柳树涧堡位于延安西北，平川错综，虽为山村，但由于地处长城线上，为延安之门户。与周围寨堡相比，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这里的百姓于农闲之余，舞刀弄枪，形成剽悍尚武的民风。
张家世世代代隶属军籍，是一个职业军人的家庭。张献忠父亲叫张快，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种地之余，在村上开个小酒店，做点买卖，家中有几十亩地和三间瓦房，日子说不上富裕，也算能过。
张快有8个孩子。张献忠年龄最小，排行老八，他的哥哥、姐姐，存活下来的，只有3人：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张献忠出生后，父亲为他起名叫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他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谷城降明后才有的。他面色微黄，5岁那年，父亲送他到县金明驿东寺桥私塾里读书，在这里执教的是一位姓林的秀才。学校规模不大，教学与管理也认认真真。小献忠贪玩儿，不断与同学们打架，学习成绩不好，有说学了1年，还不识一字，自然是言过其实，只能说学习成绩不佳，在学3年，就辍学了。但他毕竟是进过学门的人，应当说他粗能文化。
辍学后，他在家里干些杂活。父亲张快为了养家糊口，农闲时不时地出去跑个小生意。这次赶着一头小毛驴，到四川贩枣，带他一道出行。这也是他第一次出门远行。他由陕北来到川北，千里迢迢，风餐露宿，浏览了沿途的城镇村落及山山水水，切身尝受到谋生的艰辛。一天，父子二人来到内江县，将小毛驴拴在一家有钱人家门前的石柱上。不料，小毛驴的粪便溅在石柱上。主家不由分说，拿起鞭子狠狠打在父亲身上，还逼令父亲用手将驴粪便捧走。小献忠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临走时，他怒视凶狠的财主，喃喃自语道：我下次再来时，全将你们杀掉。
随着年龄增长，穷困的家境，迫使他走上社会求职。听说县衙招收捕快（捕人的差役），他报名应试，由于体格健壮，身材魁梧，被录用。尽管捕快这个差事，每天事务繁杂，待遇很低，但也很难守住这份工作，不久,便被开除了。后来，榆林卫招募新兵，他前往应募在卫军营中当兵，他所在的部队隶属于洪承畴。这里的士兵经常欠饷，难得的军饷拨下来，又被军官层层克扣，当兵的简直没法糊口。为了保证士兵生活，长官就让他们出去办饷。所谓办饷，就是向百姓抢劫。作为新兵的张献忠，每每下去办饷，看到缺衣少食的百姓，下不了手,只好空手而回，为此，不断遭到长官的训斥和军棍的毒打。半年下来，与长官积下了怨仇。他后来自述：在洪承畴麾下吃粮，充一旗手（执旗前行之人），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辽那年，还不到18岁。在作战中，亦曾兵刃交接，斩首级10余颗。理论起来，也应博得个一官半职。哪知在战场上对垒交锋处有我，事后叙功疏上无我，到得恩诏下颁，部议上陈，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轮到我名下时，不过同众兵分吃些牛酒。有说他们18名士兵犯了淫掠罪，被处以军法。负责执行处决的是陈洪范。他们一齐被押赴刑场。前面17个都被处斩了，轮到他，陈洪范见他年少，相貌奇伟，便为他说情，这才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才算了结。这件事，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并使他对陈洪范产生了感激之情。
张献忠回到家里，没过多久，地方上发生一起张氏族人被绑票勒索钱财案件。他突然被官府抓来审问。说有人指控是他家勾结强盗所为。这可真是祸从天降！他气愤地说：“张家被绑架，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此逼迫，不是驱虎入山啊!”由于查无实据，不得不将他放还，但在他心里留下的却是伤痛，是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并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
他23岁那年，陕西灾荒持续发展，连遭两年大旱，农业无收，受灾面积扩大到几十个州县。四月，延安府安塞县进士马懋才上疏朝廷，陈述陕北灾荒状况：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人性命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已经食尽，开始剥树皮而食。诸树中唯有榆树皮最好，杂以其他树皮为食，亦可稍缓几天不死，迨至年终，树皮也吃尽了，又到山上挖掘石块为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一点便胀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去。最可痛心的是，安塞城西的翼城，每日必有一二婴儿遗弃在这里，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在食其粪土者。至第二天早晨，所弃之婴儿,已无一人能活下来，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一些儿童及单独行走之人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来见门外人家，做饭时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才知道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吃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红肿，体内发出燥热而死去。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掘数个大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埋遗体，臣来之时，已有三个大坑填满，还未能满足需求量，而数里之外没掩埋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啊！
在这大饥大灾之年，成千上万的饥寒之民寄希望于政府救济。而腐败的明政府不但不设法救民于水火，还逼迫农民交纳赋税，进而采用严刑苛法催征，残暴地对待那些实在交不上粮食的贫苦农民，引起广大饥民的愤怒。七月间，白水县饥民王二（即王子顺）在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率领数百饥民，闯入澄城县城，杀死了催粮逼税的知县张斗耀，并攻打蒲城、韩城、宜君等地。为了不让人们认出，用墨涂其面。他们的行动在陕北高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响应：在府谷边兵出身的王嘉胤率众起义后与王二义军会合，在延安有潘十万领导的起义，在安塞有高迎祥、李成龙等领导的起义，在洛川有不沾泥、一座城、五虎、黑煞神领导的起义，在宜川有王左挂领导的起义，在延川有王和尚、混天王领导的起义，在绥德有苗美领导的起义，在安定有苗登雾、王大梁领导的起义，在阶州有周大旺领导的起义，在庆阳有韩朝宰领导的起义。参加起义队伍的民众，有流亡载道的饥民，有被裁减的驿卒，这些多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他们的首领称掌盘子。其中四处流动，望屋而居，没有固定的活动基地的，称之为流贼。
这年冬天，山西巡抚耿如杞、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总兵梅之焕等奉命率部增援京师，因为缺乏粮饷，先后举行兵变。这些溃兵，有些流向社会，有些则带着武器、战马和军事技术加入起义军，大大增强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