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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峰的北宋王朝，虽然无力依靠军事手段有效压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却善于利用自身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对周边民族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将文化经贸活动作为调节民族关系的重要工具和辅助 手段。从宋辽之间持续近百年的互市情况来看，与武力压制相比，经济力量的影响无疑程度更深，影响面更大，影响力更持久。
“澶渊之盟”前后的宋辽互市贸易概况
宋王朝建立之初，北宋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军事对抗不断，长期的战争状态给宋辽两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正式签订了“澶渊之盟”。盟书规定 : 宋“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贡辽，双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澶渊之盟”的签订给双方断断续续长达四十三年的战争，画上了休止符，开启了宋辽之间近百年相对和平的局面。这种和平局面，对于保障宋辽人民安定的生活，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双方边境的经贸活动更是给宋朝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为宋朝赚回了更多的财富，获得了辽朝在经济上的“供养”。
宋真宗赵恒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与辽之间的官方贸易关系在北宋初年并未正式确立，双方的商贸交往多为边民自发性质。在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前后，随着双方关系的逐渐趋于稳定，双方在沿边各地设置多处“榷场”等进行边贸交易活动。“榷场”税收也成为各自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尤其是宋方在榷场贸易中“岁获四十余万”。这项利润实际上完全可以弥补岁币的损失。在北宋末年徽宗时期的朝臣上疏 中就提到：“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比年以来，榷场之法浸坏，遂耗内帑。”这就是说，北宋早中期榷场贸易的利润完全可以弥补岁币带来的损失，只是在北宋晚期徽宗年间以后，由于榷场法坏，才出现岁币要从内帑中支付的情形。
除“榷场”贸易外，宋辽人民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两地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民间贸易活动。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村 2 号辽墓壁画《寄锦图》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商品的跨地域流通，宋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也越来越高。由于辽朝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北宋。
在经贸往来中多半输出的是牲畜和畜牧业产品等原材料和半成品，北宋则以输出瓷器、加工后的成品为主，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决定了双方贸易的不对等性。贸易顺差导致宋辽两地之间的商品供需关系逐渐发展为在北宋主导下进行。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阿鲁召嘎查滴水壶辽墓壁画《敬食图》摹本
此外，因宋辽两地在经济类型上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双方的交往不仅满足了各自经济生活所必需，同时也使辽朝经济部分地融入到宋朝的经济体系内，宋辽“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加。
北宋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是应对军事压力，解决财政危机。由于北宋初年的长期战争，导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北宋政府力图通过扩大货币的铸造、投放和回收，调节货币发行量的途径来宏观控制经济、解决政府财政赤字，由此造成了铸币量空前庞大。一方面大量新 币的投放流通，使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断加剧。但另一方面，扩大货币供应量在客观上也提高了北宋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充足的货币供应推动和促进了北宋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全汉升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北宋的货币政 策给予高度的评价：“北宋因铸造额高而供给量增加的钱币，在商品交换因生产及消费增大而特别发达的情形下，只会便利这些商品的交换，而不会怎样刺激物价的上涨。换句话说，当日较前增多的货币，其主要任务在适应空前发展的商业，和便利在生产过程中资金的周转，故数量增加以后，不独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现象，而且能令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较为普遍地受到货币经济的洗礼。”
由于在经济文化上北宋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北宋铸币技术高、成色足，故而成为国际贸易中币值最为 稳定的通用货币，诸国“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辽朝立国二百年间，通过贸易和战争，唐宋货币大量流入辽境，尤其在“澶渊之盟”之后，坐收“岁币”。巨额财富的流入大大刺激了辽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同时，由于铸币技术、原料成本等诸多条件所限，辽朝自铸货币数量稀少、流通有限，故而辽对宋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货币流通领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依赖。辽朝境内流通的货币大多为宋币，而数量极为稀少的辽朝自铸币，其政治外宣的作用，明显大于其经济属性。从宋辽时期钱币的传世和出土情况看，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唐宋钱币，辽朝钱币百不足一，也印证了这一点。
辽金窖藏“钱山”(辽阳市博物馆藏 王成科 / 摄)
“宋钱北流” 一方面缓解了北宋内部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辽朝基本放弃了货币的发行权，在经济活动中几乎完全使用宋币结算。这使得辽地的原材料商品通过自由贸易与宋钱一起源源不断地回流宋境。
存世量稀少的辽代钱币
“宋钱北流”对宋辽双方的经济影响
纵观北宋时期的货币发行，可见积极扩大铜钱、铁钱的铸造，甚至发行纸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始终是北宋各个时期财政货币政策的主流。宋初大量铸币基本上是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北宋中期以后却不再依据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取决于国家的财政状况、立足于解决军费不足或增加财政收入，总体上表现为铸币量逐渐攀升的趋势，至北宋晚期则蜕变为通过扩大货币发行量以及行政 法律手段干预货币经济的自由发展，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弥补财政赤字。至北宋末年，累计发行的宋钱总量已达到26204万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量宋钱继续留在北宋境内，势必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因此将宋钱输出去，便意味着稀释通胀，缓解压力，虽有经济损失，但从整体上看却促进了货币流通，增加了商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的通胀压力，而且很大一部分宋币输入辽后还可以“还入汉边相贸易”，通过双边贸易回流宋境。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一些北宋的士大夫阶层却把由政府无限制地发行货币，货币投放的过量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的“钱荒”归咎于“宋钱外流”。如苏辙描述自己在元祐四年(1089)使辽的情况：“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沈括也提出“京师百官之饔䬣，他日取羊牛于私市者，惟以百货易之。……而牛羊之来于外国(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
辽朝方面的情况是：“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辽国境内流通的大量宋钱和每年收入的大量“岁币”，使其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幅，远超经济总量的增幅，造成了辽朝出现类似现代社会“货币超发”的情况。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货币的发行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辽地畜牧业产品和其他原材料，通过双边经贸活动源源不断地输入宋境，换回贵族和民间所需的各类宋朝商品。在经济上对北宋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剧，使辽朝上下在享受着丰富的宋朝产品的同时也慢慢消磨了斗志。辽朝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无私”地交还 给宋朝这部强大的生产贸易机器，又转化为滋 养宋朝经济的养分。北宋利用自身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借助经贸交流，成功克制了强大的辽朝，取得了军事手段无法获得的利益。辽宋边境的贸易不仅导致辽国财富大量流失，北宋获得巨大的财富，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两地的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双方都乐此不疲，却忽视了在和平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强军强国的战略，双方都因武备废弛，为日后的亡国埋下了伏笔。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墓壁画《备行图》
货币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辽朝因经济上受到北宋极大影响，实际上已经在无意中将本国的货币发行权交给了宋朝，以现代经济学视角审视“宋钱北流”影响下的辽朝经济，无疑是一场“货币战争”，对于我们当前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保持稳健的货币财政政策，抑制“通胀”、防止“流动性过剩”，维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亦有可资借鉴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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