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原名北蒙，是商朝中后期国都，商朝人称其为大邑商，后世则称之为殷墟。
自第19位商王盘庚迁都于此，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时间长达273年，占商朝国祚时间的49%。末代君主纣王继位后，扩建殷墟南面的军事要塞—沬邑（朝歌），增设为行都。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以“殷有重罪”为由，率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出兵攻打朝歌，商纣王兵败自尽，立国500余年的商朝宣告灭亡，而昔日的大邑商也被新的京师镐京所取代，沦为了后人眼中的殷墟。
1928年，殷墟正式开启了考古发掘，经历90余年的考古工作，已清理出的大小墓葬超过1万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墓地延续时间判定，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期。
其中：殷墟一期对应的是商王武丁前期，二期对应武丁至祖甲时期，三期对应廪辛至文丁时期，四期则对应帝乙和帝辛（纣王）。
这也就意味着，殷墟四期的文化面貌，可以窥见商朝末世景象。但殷墟四期的考古发掘，却与传统印象中的末世王朝大相径庭。
首先是墓葬，墓葬的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当时的人口，而人口的多寡又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殷墟西区、孝民屯、大司空、戚家庄等墓葬区，年代落入第四期的墓葬占比均超过62%以上，这意味着，商朝在纣王父子统治时期，国都人口数量超过了一期至三期人口数量总和。
而在社会人口构成中，占比最多的是自由民，第二是奴隶，第三是军队，最少的则是王室和贵族。
其次是建筑，殷墟发现的族邑聚居区，在第四期时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四合院”式建筑群，建筑的数量和复杂程度绝非此前的半地穴式建筑可比。此外，以血缘为纽带的不同族邑家族墓地之间的“空白地带”在逐渐消失。换言之，当时国都的土地利用率在大幅提升，其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长。
第三是青铜器，商周是古代青铜铸造的鼎盛时期，但与西周传世青铜相比，殷墟此前出土的中晚期青铜器器壁较薄、纹饰也较为简单，给人造成一种末世王朝国力衰退的景象。
但殷墟四期考古发掘证实，纣王统治时期，商朝青铜器出现明器化，器壁较薄的青铜器事实上是专门用于随葬的陪葬品，而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不仅没有出现所谓倒退，反而出现了技术革新。
体表现为体大、壁厚、造型新颖、纹饰精美繁密，此前被认为是西周初年才出现的华冠凤鸟、方座器等新礼器在殷墟四期文化中找到了陶范（浇注器具的模具）。青铜器铸造形制的革新，离不开强大的国力做支撑。
显然，殷墟四期所呈现的种种欣欣向荣的奇景，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更不符合武王伐纣所宣扬的纣王残暴导致众叛亲离、国势衰微（周武王伐纣誓师词：今商王受……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俾暴虐于百姓）。
而周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也往往将胜利的原因归结为纣王的逆天命和周武王的顺天时，却绝口不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武王伐纣时，商朝军队的主力并不在国都，而是远在东夷。
事实上，就连西周自己的文献都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一方面表现的是纣王大军的临阵倒戈，武王仅用一夜时间就顺利灭亡了商朝，另一方面却又记述此次战役血流漂杵，俘虏无数。
而殷墟四期所呈现出的景象，可以说揭穿了这个弥天大谎，商朝的灭亡绝非自身衰败，众叛亲离所致，而是有诸多偶然因素在内，其中既有主力外调，也有周军攻击的突然（周武王行至牧野纣王才得知）。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刊载的研究员岳占伟的研究中就指出：商朝被周人灭国，原因很复杂，并非是因国力衰败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