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4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是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武王率领战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从镐京（今陕西西安）出发，开启了对商朝的颠覆之战。
出乎预料的是，面对这个与周边方国征战了500余年的殷商王朝，小邦周国的军事行动显得格外顺利。二月二十七日，近5万周军已抵达朝歌以南的牧野（今河南卫辉）。
据出土的青铜器利簋的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牧野之战，周武王仅用了一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完成了商周鼎革。
自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都城便固定在了殷墟（今河南安阳）一带，但夏商周三代，大邑往往不修建外城墙，纣王继位后，为了加强王畿的防卫，便在殷墟以南营建了一个陪都：朝歌（今河南鹤壁一带）。
朝歌所处位置，东临古黄河，西靠大山，北边地势狭窄，唯有南面有一个平坦开阔的区域，这便是牧野，这是周军最理想的决战地，也是周军进兵朝歌的必经之路。
但对于纣王来说，朝歌以南的牧野已经是陪都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有闪失则国破身死，而后来的战局也的确如此。那么纣王为什么不提前布防呢？相比适合大规模战车作战的牧野，如果商朝大军能在盟津一带阻击周军，阻挡对方渡河，那么武王伐纣恐怕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问题出在了哪呢？
在武王伐纣之前，周人皆自称“西土之人”，这是因为关中以东皆属殷商，周人称之为“东土”。考古发现也证实，代表着早商的二里岗文化分布范围已囊括陕西以东，甚至在周原一带也有发现。这表明，商汤建立的夏朝，疆域最西已到周人的家门口。
但，周武王从一月二十六日在西安誓师，再到二月二十一日率大军在盟津渡河北上，二十六日抵达牧野，中间并未遭遇商军的任何阻击。
纣王是在什么时间得知周军来攻的消息的呢？
《吕氏春秋》有明确记载：“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
鲔水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三十里，也就是说，纣王是在西周大军已经渡过黄河后，才得知周军进犯的消息，进而派胶鬲前去交涉。
《汉书》载：“孟津去周九百里”（汉代九百里约为今天的700多华里），武王伐纣攻入商朝腹地已经700里的情况下，纣王才收到消息，战机已失。
周武王从二十一日师渡盟津再到二十六日布阵牧野，中间仅间隔了5天时间，在没有机械化装备的商朝末年，纣王是绝对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战争准备的，故而被迫以奴隶俘虏匆忙应战，结果大败亏输，自尽而亡。
那么殷商西部防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伐纣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呢？
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郑州等豫西一带对殷商文化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具有丰富二里岗文化遗存的豫西地区，却缺少殷墟三、四期遗存。
上文已述，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而殷墟三、四期则是晚商特别是帝乙帝辛（纣王）父子在位时期的文化遗存，豫西的考古发掘表明：纣王在位时期，原本属于商朝统治腹地的洛阳一带出现了“真空”，并且该地也并未发现有其他方国的文化遗存。
显然，豫西统治的“真空”，并非是战争等原因导致的，否则无法解释商朝势力从此地撤出后，其它势力也未趁虚而入，最大的可能是这里遭遇了非人为因素（如瘟疫、干旱等），迫使商朝无法在此驻军设镇。
所以，周武王的大军可以从容穿越700里“不设防”区域，进而在洛阳正北的盟津渡河，而直到此时，殷商的前哨才发现了周军的动向并报告纣王。
对于此前将纣王大军迅速溃败的原因归结为军队倒戈、主力东调等原因而言，“不设防”区的考古发现，无疑是一个冷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