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范仲淹，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的《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他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就了他德才兼备的美名。
但是相比于他的文学造诣，他在政治上的成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但事实上范仲淹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任时推行新政、修堰治水、赈济灾民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鲜为人知的是，范仲淹在经济领域也颇有心得，宋仁宗时期浙江闹灾荒，贫苦百姓饿殍遍野，但是范仲淹赈灾时却大幅度抬高了米价，没想到当地老百姓竟都对他交口称赞。
范仲淹究为什么要在闹灾荒的时候哄抬粮价？而米价抬高之后老百姓又为何称赞他是好官呢？
范仲淹一生成就无数，这与他的家世脱不开关系。范仲淹的祖上世代为官，先祖范履冰还是唐朝的宰相，高祖范隋也是唐朝的重要官员，在唐懿宗时期，范隋任职丽水，但当时中原时局动荡，兵荒马乱之中范隋定居在了吴县。
后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各个政权分裂而立，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分裂的时期，范仲淹的曾祖与祖父在乱世之中，不仅能保全自身，更能够入仕当官。
直到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动荡分裂的时代终于结束，范仲淹的曾祖与祖父也因清名在外而成为了宋朝的官员，父亲范墉更是一度任职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范墉官场得意，妻子也温柔体贴，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刻，不久后范仲淹出生，家里更增添了一份喜气，家庭美满、前途无量，范墉在朝堂上也是众人艳羡的对象。
但是范墉享受众星捧月还没有多久，他就被诊断出患有恶疾，并且在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人世，此时的范仲淹尚在襁褓之中，家庭骤然之间失去了主心骨，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斯人已逝，但是生活还要继续，范仲淹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一直以来她都生活在家人的庇佑之下，突然之间需要独当一面自然是很难适应。
原本范母想要独自带着范仲淹将他养大成人，但是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过艰难，就算是在女人能发挥自我价值的现在，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也压力巨大，更何况范母没有挣钱养家的能力。
范母在范仲淹两岁的时候改嫁给了朱文瀚，他憨厚老实，对待范仲淹也是视如己出，但是范仲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求学，想要像父亲祖父他们一样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参加科考的范仲淹顺利登榜，成为了进士之后就被分配了一个广德军司理参军的职位，虽然只有九品，但是也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自从入仕，他一直勤勤恳恳，将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
廉洁奉公的范仲淹很快就名声大噪，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心建功立业的范仲淹并不擅长人际往来，而他推行的新政更是得罪了诸多权贵，一时之间成为了众人声讨的对象。
宋仁宗年间，西北的李元昊建立了西夏，但是他们不满于西北贫瘠的土地和匮乏的资源，想要与宋朝开战，因此边境常有摩擦，蠢蠢欲动的西夏甚至已经大兵压境，颇有一番不战不休的架势。
此时的范仲淹正得皇帝重用，但是戍守边防向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守西北的任务迟迟无人接手，这时范仲淹主动站出来接下了这项艰难的任务。
到了西北之后，范仲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军队提高威慑力，让西夏的军队不敢轻举妄动，而后就趁着西夏军队犹豫的时间修筑工事，增强边境的防御力。
在范仲淹的一番操作之下，西北边境的危机解除，局势扭转之后西夏再也不敢轻易进犯，一个烫手的山芋到了范仲淹的手里就是香甜的饽饽，这下看不惯他的官员们更加眼红了。
宋仁宗将范仲淹召回朝堂之后大加赞赏，并升他为枢密副使，之后不久范仲淹就坐上了参知政事之位，即使有心想要害他，也要忌惮他手中的权利和庇佑在上方的皇帝。
升任参知政事之后，范仲淹就和朝中的大臣一样，经常被宋仁宗召见商议天下大事，范仲淹在这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他被召见的频率是众多大臣中最高的。
范仲淹将自己的心得全部归纳，向皇帝上书了一份他所想出的改革措施，宋仁宗大喜过望，立即颁诏施行，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此举一出，朝廷的政务处理都顺畅了不少。
新政的施行势必会影响旧政得利的王公贵族，于是范仲淹首当其冲的遭受了贵族官僚们的怒火，他们联名上书抨击新政，甚至有人弹劾范仲淹结党营私。
朝中对于新政的抵触越来越严重，巨大的压力之下，范仲淹只能自请降职离开朝堂，后来范仲淹被任命为邓州知州，其他支持新政的人也一个个被逼远离了权利中心，新政仅仅施行了一年就宣告失败。
经历了种种，范仲淹已经不再对朝堂上的达官显贵们抱有希望，但是心中的报国之志尚存，于是就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并在此之后就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解救穷苦百姓上。
范仲淹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戍守西北与推行新政都只不过是他无数功绩中的廖廖一笔，但是“涨价赈灾”这件事却被大书特书，就连如今的各大经济学教材中都将此事当成经典案例。
表面富庶的北宋王朝，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统治危机，北宋都城繁花似锦，但是都城之外皇帝目光所不及的地方，却无数饥寒而亡的贫苦百姓。
从北宋初期开始，城乡的巨大差距带来的问题就已经显现了出来，当时的忠臣吕蒙就在皇帝对汴京的繁华夸夸其谈的时候，冷言道破了乡村饿殍遍野的事实。
究其原因，北宋“田制不立、不遏兼并”要负绝大多数的责任，自宋开国，土地兼并的事情就已经非常剧烈了，但是国家收税的主要对象还是农民。
这些自耕农辛辛苦苦耕种一年，收成仍然不够养家糊口，若是只有春秋两次征收赋税也就罢了，然而除了正常的粮食税，还有多如牛毛的杂税。
大多数地方的自耕农每年要上缴的杂税有十多种，北宋名相宋琦曾说农民负担极重，就连草鞋、锄头这种物品都要交税，农民苦不堪言，就算是丰收年也是勉强饿不死，若是遇灾，百姓根本就没有活路。
天子脚下的汴京城外也有不少的农户，他们除了种地之外，有时也能做些香包手帕之类的小玩意补贴家用，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更遑论偏远地区的农户们。
到了范仲淹生活的时期，能够交税的自耕农与佃农的土地只占国家土地总量的30%，“田制不立”已经让情况越来越糟糕，“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也就是说为了避免高额的赋税，很多的农民逃亡成为了流民。
范仲淹在耳顺之年被调任为杭州知州，但是没过多久杭州就发生了特大饥荒，史料记载其为“皇佑(宋仁宗年号)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
民以食为天，原本就贫苦的家庭在饥荒发生的时候根本就买不起价格节节高升的粮食，此时的范仲淹只能将全部的精力放在赈灾救民上，但是市场上的粮价是在是难以管控。
为了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范仲淹提出了三条计策来缓解灾情，分别是西湖泛舟、整修寺院以及抬高粮价，这三种办法分别在不同的方面解救了灾民。
首先第一条的泛舟西湖，以往的灾年，各州府的负责人就只会向上天祷告，而范仲淹不仅没有举办繁杂的祝祷仪式，甚至带着各大世家的公子以及当地的富商一同泛舟游湖。
他将杭州打造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赚来的钱也没有立即赈济灾民支棚布粥，而是打造了不少的景观，并且趁此机会开办了赛龙舟的活动，以此来拉动经济。
有钱人出门看热闹的时候，自然是少不了要在沿途买一些小玩意和小零食，这样一来，在街边的小商贩们也能赚到一些银两，很多吃不上饭的流民都捡起了自己的手艺摆摊叫卖。
此举虽然没有让灾民们直接得到粮食，但是有了赚钱的门路之后，也就鲜少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发放粮食只能解一时之困，但是经济增长却能让百姓都有生存之道。
活动结束之后，范仲淹就召集了一小批的难民，让他们到县衙去修房顶刷墙面，然后再付给他们很少的报酬，到寺庙上香的时候装作不经意的将这件事说出来。
寺庙有自己囤积的粮食，也有不少求财求姻缘的富商，抱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心态，富商与寺庙中人纷纷让这些难民去帮工，虽然给的钱少，但是他们吃的可是一点不少，回过神来的富商们恨得直跺脚。
最后一项，也是真正从根源解决买不到粮食的妙计，那就是哄抬粮价，在范仲淹的允许之下，城内的粮商们又将价格提升了50%，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但是这一切都尽在范仲淹的掌握，抬价50%也是他一早就算好的，刚刚开始涨价的时候，百姓们都叫苦不迭，因为有了前两条策略，百姓还不至于因为买不到高价粮食就饿死，但是人们也的确是有些不满，甚至还以为官商勾结。
一段时间过后，城内的粮商们就发现了不对劲，粮价并没有向他们想象那样一路上升，并且没过多久之后，这些哄抬粮价的商人们就自愿降价抛售粮食。
因为范仲淹不仅允许他们涨价，还允许城外的粮商们来杭州经营，自从范仲淹允许涨价的消息放出去之后，周围各城的粮商们都想过来分一杯羹。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花费高额的运输费用将大量的粮食运到杭州，就像水波效应一样，一颗石子丢进湖中就会泛起越来越大的涟漪，来杭州逐利的粮商越来越多。
一时之间，闹饥荒的杭州城突然就粮食饱和了，大量的粮食涌进了杭州之后，已经远远超过了百姓所需的数量，供不应求的时候自然是商户要多少钱百姓就得给多少钱，但是供大于求的时候就是货比三家，轮到百姓挑选性价比高的商铺了。
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粮食的价格也在大幅度的下降。粮商们要是不想货砸在手里，就必须竞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降价，就算是他们想离开，也会被高额的运输费劝退。
灾情终于得到了缓解，范仲淹故意让粮商抬高价格的行为也得到了所有百姓的称赞，之后的各大粮食商号也被官府敲打，不敢再擅自哄抬粮食的价格了。
有不少人看完范仲淹“抬价救灾”的事迹之后，都会有疑惑，大宋明明有常平仓和义仓，赈灾只要官府开仓放粮就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又是游湖又是打工，最后还哄抬粮价，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但是范仲淹也是有苦难言，虽然表面上的常平仓是天下粮仓，作为宋朝的救命粮，就算是做不到盆满钵满，起码也能让百姓不愁吃穿，但实际上的常平仓早已经被掏空了。
到了范仲淹所在的北宋中期，朝廷官员冗杂，再加上巨额的军需开支，朝廷早就已经入不敷出了，国家还能运转全靠拆东墙补西墙，很不幸，常平仓就是被拆的东墙。
北宋户部曾有记载，各司官员经常向常平仓借钱，借的时候信誓旦旦，却鲜有能够偿还者，长此以往，常平仓也就只剩下虚名。
再加上当时贪官污吏难以惩治，就连看守常平仓的官员们也会监守自盗，天下粮仓就成了这些大老鼠的储备仓库，粮食早在闹灾之前就已经被腐败的官员们给啃光了。
常平仓的弊端不止一次被司马光等名臣抨击，只是未见成效，这才逼得文学家范仲淹在经济领域大出风头，想出了妙计赈济灾民。
虽然范仲淹的方法取得了成效，但是说实话这样的方式并不总是能够奏效，要想施行此法，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像范仲淹一样一心为民的清官。
政策的施行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执行之人，若是实行者是个贪官，那就只有哄抬粮价，而没有了后面的引流降价了，而古代贪官远远多于清官，不廉之人只会让百姓更苦。
尽管举措之初范仲淹受到了误解甚至被同僚弹劾，但是最终结果却让人拍案叫绝，朝堂上一片褒扬声，百姓们也赞不绝口，逝世后得到的“文正”谥号，就是对他的一生最大的肯定。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的确做到了曾经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是何官职，他都心系百姓胸怀苍生，并用自己的一生来报效国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短短的14个字，却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但是范仲淹却将这样的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经历了挫折也从未背离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