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誓师东征，目标直指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同年二月丁亥，心力交瘁的崇祯皇帝“诏天下兵勤王”。
明朝虽然饱受清军和起义军的南北夹击，但富庶的江南却依然牢牢控制在明朝手中，崇祯皇帝依然有翻盘的机会。不过，守边将领的不战而降，加速了战局的恶化。
除在山西宁武遭遇周遇吉的顽强阻击外，大顺军进大同入宣府都是兵不血刃，彼时，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闻讯急速征调南方明军北上勤王，但路途遥远，远水不解近渴。
崇祯皇帝将希望寄托于五镇总兵。
在下诏勤王的同时，崇祯皇帝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山东总兵刘泽清为东平伯。
五镇当中，唐通部离京师最近，吴三桂部骑兵战力最强，左良玉部兵力最多，这三位总兵也是最有希望入援京师击败李自成的。
接到皇帝诏书后，唐通率先以八千人入卫，崇祯命其守居庸关，唐通于二月底抵达居庸关旋即出关迎战，但战至三月六日，监军太监杜之秩却开城投降，唐通腹背受敌，也干脆向李自成请降。
山东总兵刘泽清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其扼守真定的诏命后，不仅拒不奉诏，反而“大掠临清，统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大有割据山东以自立的态势。
同样有自立举动的还有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左良玉部有兵马二十万，李自成攻打居庸关时，左良玉已接到勤王诏命，但左良玉却借故需要请示行动计划，按兵不动。直至听到京师陷落的消息传来，左良玉遂于五月乙末誓师，发兵攻承天、德安、随州，趁明朝在湖北的统治出现真空时扩充地盘。
就在唐通战败投降的当天，御前传诏太监谢文举也赶到了宁远，要求宁远总兵吴三桂奉旨入卫京师。据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吴三桂接旨后没有立刻率骑兵驰援，反而是拖延数日才出发，回援路上日行仅数十里，当他在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时，京师已经失守，言辞中充满了对吴三桂的指责。
吴三桂虽然在后世形象不堪，但说吴三桂故意拖延救援，却着实冤枉了他。
吴三桂虽然是宁远总兵，但其上还有蓟辽总督王永吉节制，《清史列传》记载：崇祯皇帝“令蓟辽总督王永吉徙宁远兵五十万入卫，三桂留精锐殿后”。
宁远的入卫，与其他几镇总兵有所不同，除了勤王，蓟辽还有弃地徙民的任务，所以，王永吉和吴三桂统率的是兵民合一的50万之众。宁远距蓟辽总督衙门遵化的距离为570里，遵化距京城350里，从三月六日奉诏到二十日抵达丰润，王永吉和吴三桂在十四天的时间里完成了50万军民的调动和八百里行军，显然算不上是有意拖延。
吴三桂没能赶上京城保卫战，主要原因是明朝大臣不愿背负弃地的骂名，进而推诿扯皮，直到李自成攻陷山西全境，崇祯皇帝才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关外，全力保卫京师。诏书下达时间过晚，也最终导致吴三桂没能及时赶到。
历史上的吴三桂叛明反清，即使他当年及时赶到了京师，我们也依然无法确保他会不会像松锦之战时那样未战先逃，但至少在崇祯皇帝下诏勤王的那一刻，他依然积极执行了皇帝的诏命，带兵入卫。
讽刺的是，坐视明朝灭亡的左良玉、刘泽清却被南明视作忠臣，封侯晋爵，与这些人相比，崇祯皇帝自缢前的吴三桂，也算是个“忠臣”了。明朝的灭亡，并非亡于军事的孱弱，实亡于人心的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