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23年李存勖建立了后唐，使得后梁政权的正伪，不仅得到是时及后世史学家所关注，更成为一个为当时全社会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因为对后梁正伪的价值判断，将影响后唐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奉前朝正朔的地方政权在该时期如何自处。若后唐及地方政权不能妥帖处理，将在短时间内引发新一轮的战争与版图变迁。正基于此，五代前期地方政权对唐的政治认同在唐王朝灭亡十余年后产生第二次分化，一些原奉唐正朔的政权开始走向独立与割据，一些原覆灭唐王朝的政权表现出对唐的政治认同。
一、吴越政权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二月，此时后唐政权尚未开国，后梁仍是得到多数地方政权承认的中国之主。梁主遣使者册命钱镠进封吴越国王，吴越政权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命，自此建国。
论实力，吴越并非南方诸政权中最强，西部与北部南唐与吴对吴越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在割伐混战之时，吴越明确定位，奉中原政权正朔，倚靠中原势力的同时牵制周边政权。吴越的正朔观建立在实际需求之上，不以宗脉为要，更多的是对中原区位上最强霸权的归附和认可。
吴越具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皆不受中原朝廷的管制，但吴越秉承善事中国，不废臣礼的一贯观念，贡奉相望于道。吴越对正朔的尊奉态度亦与中原政权盛衰相关联，后梁末帝时期，国事衰微，仰赖吴越贡赋，吴越借此傲慢，后梁朝臣遣至吴越者，惮其势力的同时又欲其财货，故皆违心而行君臣之礼。
同年四月，李存勖魏州称帝，国号大唐。当后唐甲兵之盛的声望官爵于世，吴越王钱镠随即便遣使进贡称臣，以金银厚赂后唐，从而请求后唐玉册晋爵为王。朝臣虽进谏此举不合仪法，然段回因受钱镠贿赂，便以怀远之策为说辞力促其事。后唐庄宗为笼络吴越势力便册其玉册、金印，称国王，红袍御衣。
明宗时，吴越与后唐关系一度岌岌可危，明宗下制削钱镠官爵，吴越则以中原动乱，朝命不通，改元独立。但在重新与后唐建立联系后，对独立改元之事避而不谈。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钱镠临终前亦叮嘱其后代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此理念一直为后继者严格奉行。
二、王闽政权
王闽政权据福建而立，实力弱于吴越、吴和南汉这些周边割据政权，为求自保，王审知采取倚靠中原政权的策略，唯有如此方能在避免中原政权武力征伐的同时，牵制住周边对其有侵夺野心的势力。
李存勖代梁后，王审知便继续遣使朝贡中原，自然间改换门庭，奉后唐为正朔。王闽政权作为偏居东南一隅的地方势力，在中原政权缺乏荡平天下的态势之时，跨越杨吴、吴越两国而对其用兵并不现实，因此对于王闽政权多采取羁縻怀柔之策，只要其称臣贡赋，一般便会依照制式对其予以加官进爵以示尊荣。
所以王闽政权在王审知统治期间积极与后唐交好，纵然海路入贡异常艰危，殒命失物十之四五，但依旧坚持贡赋不断，由此可见王审知对与中原政权保持稳定关系的重视。但王审知奉中原正朔的理念并未被继承下去。
王审知之后的王闽政权继任者大多不重视维系与中原政权的关系，而更热衷于做“闭门天子”。在王延翰继任节度使后，趁明宗初期中原战乱，在未得到后唐册封与允肯的情况下，便建国大闽，自立为王并“仪仗礼制皆仿天子”。
但王延翰并未在“骄淫奢侈”中彻底失智，其在建国后“犹察唐正朔”，对后唐正朔仍有所忌惮，不敢贸然反之，未与中原王朝公开决裂。可见，除却地方政权首脑个人因素外，中原政权的强弱态势将直接影响地方割据势力对其政权的态度。王延翰被其弟王延钧所弑杀后，后唐顺势任命王延钧为节度使。
在得到后唐册命，王闽政权与后唐在度过一段“蜜月期”后，闽主出于国事需要再次萌生不臣的杂绪。在吴越钱镠死后，王延钧请后唐封自己为吴越王、尚书令，但后唐为维系与吴越政权的往来，于情于理皆不能应允王延翰的表奏。王延钧以此为托辞终止向后唐朝贡，并于次年称帝，并“改元龙启，国号闽”。
然而王闽政权与他国不同，其虽称王称帝且建国立庙，但一直称藩于后唐，虽时常阳奉阴违，但事无巨细皆上奏后唐王朝。
三、荆南政权
“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面对战胜后梁的后唐政权，节度使高季昌作为“握疆兵，居重镇”的“梁室故臣”，先是为避后唐庙讳二选择更名，其后选择“以身入朝”来设法求得幸免。
但当其探得后唐此时欲图以天命大势而非攻伐来统一天下之后，便对后唐的诏谴阳奉阴违。但当后唐突然发兵伐蜀之后，本以为军事对抗尚远的荆南及楚，一时间难以淡定自处，荆南“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其南方的楚王马殷亦即刻上表请求“上印绶以保余龄”。
但后唐庄宗朝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在荆南与各方势力竭力寻谋后路之时便骤然瓦解，荆南与诸政权的神经在一张一弛间产生微妙的反应。后唐明宗老于阵事却疏于政治，在发觉唐统无效且祸乱政权之时，其统治思路便皆反庄宗之道而行之。荆南抓住后唐对外收缩的机遇，强夺后唐伐蜀大军的辎货，并意图联结杨吴政权，摆脱中原屏障藩属的地位，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四、对唐政治认同的原因
后唐定鼎中原，将中断了十余年的唐王朝正朔再次在中原矗立起来。原唐亡之时助纣为虐的藩镇于此时纷纷改换门庭，以唐王朝藩镇自居。吴越等国尊奉后唐政权，表现出对唐尚存的政治认同。
但这种对唐的认同仅流于表面，其更多程度上是惧怕后唐追究其接受后梁册封以及朝觐后梁的举动。这种出于形势需要而在逼迫下产生的政治认同，在后唐失去足够的威慑力之后，必然会发生报复性的反弹。
是以，后唐庄宗之时，诸政权多表现出臣服恭顺。而及明宗南唐国势日颓之时，吴越、王闽、马楚、荆南等藩镇纷纷自立，断绝与后唐的附庸关系，减少与后唐的朝贡往来。但当后唐逐步从纷乱中走出困境，诸政权再次遣使贺表，以中原政权藩属自居。
其是否对唐政治认同，极大的同受到来自中原政权的压力与否相关联。钱镠及其所掌控的吴越，在明宗后早已对唐王朝失去认同，其对后唐的尊奉，更多的是由于对其实力的畏惧，其内心已然并无对唐的政治认同。
后唐时期尊奉唐王朝正朔的诸政权中，以钱镠所属的吴越最为典型，其他政权与吴越的差距更多的在于实力强弱而已，就其本质而言并未有过多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