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财政关乎社稷，国库是否充盈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倍加关心的问题。国库中存余的财富是维持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基本，历代多少国家都是因为国库亏空，导致天灾人祸时没有办法及时挽救，最后导致国力衰败。
所以历朝各代都结合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政策，指定了各种财政赋税政策，维持国家上升时期的财力用量。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清廉的大环境下的，如果统治者昏庸无能，再合适的税收政策都是空谈。
唐朝作为历史上的盛世，一直有着稳定的财政系统。在唐朝建立的初期，沿袭了隋朝经济的政策，继续推广均田制度，但是对于授田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调整，规定妇孺不授田、奴婢丁牛不授田。后又因授田面积不足，取消部分地区的加倍授田，以此适应唐初期的整体形势。
赋税上，采用租庸调的激励政策，每户都要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对应的田租户税，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可以用缴纳钱财来代替徭役，以此体现出统治者仁政的心理。对于唐前期的经济发展，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致使唐朝国立在天宝时期达到顶峰。
至唐中叶，均田制的弊端初现端倪，但是当时的高宗和武则天并没有对此进行重视，所以所有的弊端都在玄宗时期显现出来。本文将以唐朝中期财政制度的变迁及唐朝两税法的出现为线索，分析唐代税制产生的原因。
均田制度虽然限制了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达不到应受额，造成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程众。稍微遇到一点天灾人祸，农民就会被迫出卖土地进行逃亡。这就导致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难以维持，流民数量过多，难以以户计算，导致租庸调征收难以推进。
1.土地兼并
安史之乱导致百姓大批迁移至南方，随之经济重心也向南迁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导致国有土地被不断转化为私有化。唐太宗时期，刚刚上任的泽州刺史，发现之前就任的前两届刺史，都存在贪污占田的情况，便立马上书弹劾了他们的行为，并且将其霸占的土地分给土地不足的穷人。
均田制的实行，让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有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在关中、河东等地才有均田制的措施。并且唐朝一边用这项制度抑制土地兼并，一边以此大规模拉拢官僚阶级。当时农民授田的额度越发变小，但是官僚阶级的授田额度大到惊人。皇宫贵族达到了数百顷，一品官员也达到了六十顷。
2.重心南移
安史之乱致使黄河、淮河两岸的百姓遭受战争迫害，百姓纷纷逃亡，唐朝天宝时期之前，赋税的主要区域为河北、河东、河南。战争爆发之后，这些人逐渐迁移到了江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唐朝原本有六千万人，在经历过战争后只剩下一千六百万人，人口锐减八成。但是消耗相对也减少，北方的人口开始大量南迁，恰逢南方又是鱼米之乡，战乱平息后粮食产量在半年之后出现回转，加上中晚唐德时候，地球进入比较温暖的时期，这段时间没有发生天灾人祸，所以百姓得以在南方丰衣足食。
代宗永泰年间，赋税地区分为东西两块，关内道和河东道遭遇战争上海不及河南、北道，流民锐增三分之二，政府难以将难民按照户数计算分配授田，直接影响下一步的租庸调制。
根据《通典》记载，天宝八年义仓储粮中江南道6，739，270石，淮南道4，840，872石，山南道2，871，668石，剑南道1，797，228石。而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天宝八年记录在册的户数为：江南道1，058，484，山南道213，849，剑南道163，367，岭南道145，210。
从数据上看，安史之乱后，唐代大量百姓迁移道了南方，同时财政重心也迁移到了南方。但是可以看到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所以针对不同的地区，国家进行的财政赋税制度也不同。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这种制度据丁赋税，也就是当时百姓常说得，按田缴纳税租，按丁缴纳税钱，按户缴纳税钱。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百姓弃田逃亡。初期政府为达到征税目标，责成邻保代为缴纳租庸调，迫使周围百姓也难堪重负纷纷逃亡，到唐中叶租庸调制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与此同时据田赋税和据户赋税变得逐渐重要起来。
广德二年唐代宗诏令，天下的人口户数根据实际情况，根据贫富等级进行评级，如果户不纳，则由它的邻保平摊。这是以户赋税的原则，代替之前租庸调的原则，但是并没有将其贯彻下去。
大历四年又先后有过几次关于天母征税的命令，例如夏税、秋税、分夏秋两次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进行征税。
广德二年开始征收青苗地头钱，按照囤田面积，每亩田征税十五文，并且是征收钱而不是征收租物。
大历十四年，杨炎向皇帝德宗上奏申报，申请改为两税法，取消杂税。依贫富等级征税，必然得到了当时地主贵族的抨击和反对，但是在建中元年德宗还是通过了这项决定，当年开始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颁布后仅仅两年，就有了一千三百多万的税收，充实了唐朝过苦，当时全部的财赋达到了三千万余贯。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据丁赋税的制度，体现出过去由封建专制在干预国家土地原则上得改变。并且相对的使税收负担变得整体公平起来，减轻了底层百姓的负担，同时减少了税收公职人员的劳动力，解放生产力促进唐代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除了改变赋税对象外，同时有以钱为重的特色，这也是不同于租庸调制的一项改革。两税法之所以规定以钱计算，和安史之乱后财政南移不无关系，财政重心南移后，南方地区钱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交换手段。
因政府征钱，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数量锐减，不久就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需要贱卖绢帛、农作物等产品缴纳税钱，但兑换成钱后无疑又是一笔开销，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铅笔作为法定的交换手段，成为南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商品，钱币在南北两个地区的价值不一，总体来说北方更流行实物交换，钱币交换的作用远不及南方地区。
同时两税制度下土地买卖合法，加重了土地兼并的盛行，富人勒索逼迫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直到后来贫民缴纳不起只有逃亡，坐收渔翁之利的富人将土地集中成为自有，土地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富人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的囧境。
武德四年唐高祖铸开元通宝，结束了南北朝以来不断加重的币制混乱状况，加上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品交换之间钱币逐渐变得重要。
唐代财政重心南移是社会发展变革的趋势，也是受安史之乱的局势影响，导致百姓向南迁移，将南方经济的潜力开发出来。对比南北两个区域的物物交换和物币交换程度，就能看出经济南移后带来的积极影响。南方聚集了大量的地主，相对于普通百姓，这群人的资产雄厚，而两税法正是利用他们的财势为中央服务，同时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具有很大的公平性。
两税法改变了南北朝以来的多项财政原则，取消了过去的杂税，从唐代的经济发展来看，安史之乱之前，租庸调制的弊端已经多番显现，只是被历代的统治者忽略。
安史之乱后，新税制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也是为了缓解唐朝财政收税不足，国库空虚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府失去了对黄河中下游农业区域的控制，百姓逃难无人愿意承担高额赋税，这才促进长江流域的人群赋税成为当时财政中的重要部分。战争促进了南方的商品货币经济，这一点与两税法相呼应，成为弥补战后国库亏空的最佳方案。凉水制度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的上半段，之后也延续着这项政策进行修改运作。如若中唐之后的统治者仍然拥护地主和贵族，拒绝实行两税制，果仍理性按丁授田的制度，也将逼迫百姓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国家国库亏空的局面。历史的实践也证明，中唐之后的凉水制度是符合国情的，才能一直推行到清末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