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城，素有中原北门之称，自古就有“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诚古今必争之地”的评价，这与其山环水绕的地理形势是分不开的。其东有太行为天然屏障，阻隔华北大平原，西南皆以黄河作为纽带连接陇西、关中，确实是一座“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要塞之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地理区位，使晋阳长期处于牵动中央政治枢纽的关键地位。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对于晋阳城来说是极为悲壮的时期，宋太宗火焚水灌晋阳城，使这座古城彻底沦为历史。但让人蹊跷的是，赵光义虽然毁了太原城，但作为“晋阳之根”的“晋祠”并没有完全毁灭，甚至在后来重建晋阳时还大修“晋祠”，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晋阳城被毁说起
晋阳城始建于春秋末期，作为赵氏的大本营，从赵鞅建城之初便带有极强的军事色彩。经过东魏、北齐的发展，晋阳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建立了唐王朝，作为王朝发祥地，晋阳与洛阳、长安并称为“三都”。经过千年的经营和沉淀，晋阳城形成一座周四十多里，规模空前的晋阳三城，城高达四丈，护城河将近四十米宽，从军事角度来看，就连长安城犹且不及，在冷兵器时代，要攻下此城，实非易事。
唐末五代，晋阳城以其固若金汤的城池一度成为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朝割据称雄的王都，一时间竟成帝王建国兴邦之乡，于是晋阳又获得了“龙城”之名。
在中国的古文化中，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更被看作是帝王的象征，人以龙称则为君主，衣以龙称则为皇袍，故而这样一座以“龙城”出名的晋阳城，被视为天下之“龙脉”所在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也为晋阳城的毁灭埋下伏笔。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采纳了薛化光的《平晋策》，同时一方面厉兵秣马储备粮草，准备北伐，另一方面与辽国修好，以安抚、麻痹对手。万事俱备后宋太宗御驾亲征，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方针，先在石岭关重挫辽军，迫使辽国退兵，然后“进筑长连城围晋阳……攻城与劝降并举”，北汉既没有外援，粮道也被截断，坚守数月后开城投降，宋朝平定北汉。自此，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割据分裂的局面，使中国形成局部统一。
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是好事，但宋太宗认为北汉给宋朝带来巨大的损失，又鉴于晋阳“国家盛而后服，衰则先叛”的情况，众武将痛恨晋阳城难攻又“虑其恃险”，所以下诏将经营了一千多年的晋阳城付之一炬夷为废墟，诏书曰：
乃眷太原，本维藩镇，盖以山川险固，城垒高深，致奸臣贼子，违天拒命，因其悖逆，诖误军民。今既荡平，议须更改，当令众庶，永保安宁。其太原旧城并从毁废。
然而故土难离，晋阳民众在焚烧后的晋阳废墟上继续生活，宋太宗听后大怒，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四月，决汾、晋二水，水灌晋阳城焚烧后的废墟，将其彻底毁灭。这座公元前497年由赵简子创建的晋阳城，历经了一千五百年的沧桑岁月之后，终于走进了历史。
如此大规模的毁城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宋太宗毁灭晋阳城的原因或许有很多，像他说的政治需要也好，军事策略也罢，尽管宋太宗极力掩护其毁城的真实意图，但一位翰林学士却一语道破了天机：“国家受命于商丘，王以火德，而晋地属水，水火不容，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在迷信的封建社会里，晋阳与宋可谓是天地不容，再加上晋阳城又名“龙城”，有了如此渊源，不把晋阳城毁灭，宋太宗怎能心安？
为了破坏晋阳城的“风水”，宋太宗可谓是煞费苦心，在毁灭晋阳后，还派大军削去系舟山的山头，称之为“拔龙角”。这还不算，太平兴国七年（982），考虑到晋阳城地理位置及军事战略的重要性，他又决定重新建造晋阳城，然而他却忌讳使用“晋阳”的本名，而是设为了“紧州军事”，建城时城内街道都被建成了“丁字街”，就是抱着钉破“龙脉”的想法，使晋阳不再出现“真龙天子”，危及赵宋天下。
除了这种明显的破“龙脉”的行为，宋王朝在维护政权，巩固统治的过程中，更是不惜种种手段，在文化上大做文章，以树立宋王朝统一天下的至高权威。对于晋阳城，宋朝在文化上的重塑，必然意味着对“晋阳之根”——晋祠这一晋文化起源地进行破坏乃至否定，这也是当初毁灭晋阳城时没有将晋祠完全毁灭，甚至后来对晋祠重新大修的原因所在。
晋祠“圣母殿”，文化割裂的符号
“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这句话古而有之。在历代的变迁中，晋祠承载了西周古唐以来的兴衰，见证了数千年晋文化的绵延传承。
自“桐叶封弟”叔虞被封至古唐国，便算是开创了三晋兴盛的基业，奠定了后来晋国称霸的基础。因为叔虞是古唐国国君，因而后人在古唐国的范围内找了一片难得的风水宝地修建祠堂以祭祀他，这就是晋祠的由来。
几千年的兴衰演进，到了唐朝，晋祠的地位更加超然。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祠誓师，祈祷于叔虞像前。贞观二十年（646），李世民为李唐王朝寻根问祖，写下了著名的《晋祠之名并序》一文，更是将晋祠的地位推向了显赫，李唐王朝自此发家，故将晋祠作为唐朝之始，唐文化之源。
今天的晋祠，仍然以唐太宗这通《晋祠之名并序碑》为镇馆之宝，在保存这通碑刻的“贞观宝翰”亭西侧，便是经元、明、清三代翻修扩建而来的“唐叔虞祠”，虽然这座建筑也是坐北向南的格局，然而在晋祠西靠悬瓮山、东临晋水的地理位置中，却并没有处于主殿之位。这与《水经注》记载的“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有着明显不同，与此记载相符的却是留存至今，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创建的“圣母殿”。
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的晋祠之主移居他阁？又是什么原因让晋祠有了巨大的面貌改观？
上面提到，宋太宗赵光义为了斩断“龙脉”，焚烧水灌晋阳城，让这座千年古城毁于一旦，但对晋祠却没有完全毁坏，反而在之后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修建。而在太平兴国九年（984）修建晋祠时，主殿成为了“圣母殿”，实质上变为一座“水神庙”。据考证，“圣母殿”供奉的是邑姜，是周武王之妻，叔虞之母，从而再不提唐叔虞之名。此外宋太宗还在远离晋祠的晋南之地另外兴建了一座“唐叔虞祠”，经过这一系列举措，对于晋祠“唐晋之源”的文化属性，对于晋阳城“帝王之乡”、“龙城”之说，有着绝对颠覆性的效果，这是对晋阳文化的否认，更是对晋阳文化的割裂。
因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
一、宋太宗在晋祠供奉的不再是“唐晋之祖”，在远离晋阳的晋南之地另行建造“晋王祠”，这就使得晋祠之名有名无实。于是晋阳古城也不再是唐晋祖源之邦，这对于晋阳自古传承的唐晋之源文化属性来说，必然是大打折扣。
二、既然晋阳城唐晋之源的地位被颠覆，那么在晋阳滋生的“龙脉”也是被值得怀疑的。对于之前李唐在此发家建国来说，他们所祭祀的，只是一个“水神”而已，所以在这里建立的王朝都是师出无名的，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宋太宗在毁灭晋阳城后，对后来太原城的重新修建和对晋祠的修建，只是形式与外在的表面修复，内在的却是对唐晋文化的深层割裂。所谓“重建”，其实不过是以毁城为代价去重塑一个城池延绵千年的文化概念，对于一个帝王而言，有什么比维护政权巩固皇权树立权威更重要的？
依照现在的目光看来，宋太宗毁城也好，“造神”也罢，皆是愚蠢之极的行为。但就当时的效果来看，宋太宗毁城、“造神”是成功的，他一己之力将晋祠打造成供奉水神之所在，成为司水布雨祈福之地，而晋阳城也再不是帝王龙兴之地，事实上在宋太宗毁灭晋阳城后，这里再没出现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帝王。
但是，毁城、“造神”对晋阳的影响尚且不提，这样做并没有使北宋达到长治久安，反而在毁城之后，再也没有昔日近一千五百年经营的固若金汤的军事重镇，所以难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仅仅一百多年后，金兵一举南下，直捣大宋东京，北宋灭亡，故而称毁灭晋阳城是宋朝政治的失败也是无可厚非的。
结语
晋阳已成历史，晋祠依然存在，一点一滴，都是往昔的缩影，都是历史的见证。可是每一点缩影都是历史不可磨灭的印记，都可以感受前人为之付出的努力，正如两千五百年前构建晋阳城的赵简子，正如一千三百年前祈愿“天地可极，神威靡坠万代千龄，芳猷永嗣”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如一千多年前火焚水灌彻底毁灭晋阳城的赵光义，无论曾经盛衰兴亡，而今又经千年的涤荡，晋阳毁太原兴，太原城因为有了文化历史的背负，因为有了晋阳的传承，所以即便已经更迭变迁，但也依然在起伏兴衰中不断演进。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会要辑稿》、《新唐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