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羿射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之一，然而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上古神话的背后，往往都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原始思维式阐述。
那么后羿射日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后羿是谁？
史书对于后羿的记载往往会让人有矛盾、错漏的感觉。比如《山海经》和《淮南子》说：尧帝时期，天有十日，尧派出后羿，射下九日。而《左传》和《尚书》却说后羿生活在夏朝初期，因“太康尸位”，故有穷国国君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朝的建立年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断代工程将夏朝始年定的过早，夏朝建立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920年前后。
而尧生活的年代则相对明确，根据考古发现的尧都陶寺遗址碳十四测定，陶寺早期王城始建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左右。
显然，从尧帝到夏朝太康时期中间间隔了至少300年，作为正常人类的后羿，当然不会活这么久。于是，有学者做出了两种推测：第一种认为尧帝时的后羿和夏朝时的后羿是两个不同的人；第二种推测认为夏朝时的后羿（也叫夷羿）是真实人物，而尧帝时射日的后羿是神话人物，是虚构的。
其实，后羿究竟是生活在尧时还是夏时的矛盾，很好解释。“后羿”并非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称呼。在甲骨文中，“后”是“司”字的反写，读音和意思相同，都是指司职某事。而“羿”则是善射的意思，二者合起来就是司职射箭的官员。
直到周朝建立，“后”与“司”的涵义才分开，“后”变成了对诸侯的代称。对此，南宋的林之奇在《尚书集解》中就做了精辟的解释：“喾时有羿，尧时亦有羿，则羿是善射之号，非复人之名字。……盖谓凡善射者皆谓之羿。此有穷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
上古时期，常用官职代指人名，以至于很多真实人物后世并不知道其真实姓名，所以，那位留下“射日神话”的后羿，原型就是尧帝手下的善射者。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对陶寺早期墓葬进行考古发掘时，意外在编号M3015墓葬中发现了多达111件箭簇，这一发现透露出三条关键信息：1.尧帝时期战争频繁；2.弓箭在当时已广泛应用于战争；3.墓主生前精通射术。
事实上，陶寺文化原本就是晋南的“外来户”，陶寺文化早中期流行猪骨随葬，在贵族墓葬中往往会出土猪下颌甚至整猪骨架。但整个晋南地区在陶寺文化兴起之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都没有该墓葬习俗。反倒是千里之外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有着共同的猪骨随葬习俗。这些都跟文献记载中尧来自东夷的陶地相吻合。
而东夷，恰恰就是出“善射者”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搞清楚，这位尧帝手下的“后羿”为什么要射日？
《楚辞章句》曾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按照神话的逻辑，是因为天上出现了10个太阳，弄得民不聊生，所以尧才命后羿射下其中九日。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诞不可信的。
倒是《山海经》里透露出一点关键信息：“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是谁呢？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对帝俊的身份有诸多争议，直到甲骨文中发现了“高祖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王国维先生一锤定音：帝俊正是商人的先祖夋。
《山海经》和甲骨文的吻合，逐渐剥去了“后羿射日”神话的外衣，后羿射的并非是天上的太阳，而是帝俊的儿子（或者说是直系氏族部落），也就是尧帝的陶唐氏和帝夋的商部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战争伴随着烧杀，所以才给后世留下了“草木焦枯”的深刻记忆，让后人误以为真的是天上的太阳灼烧所致。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考古发现佐证了战争说。
自殷墟考古发现以后，经过长达80年的考古发掘，商文化的考古学分期已基本理清，其中，安阳市后岗遗址发现的后岗二期文化被认定为是先商文化，绝对年代刚好与尧舜时期有数百年重合。
后岗二期文化分布极广，最西处已抵达山西晋东南的长治盆地边缘，距临汾的陶寺文化仅有100余公里。而长治盆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也的确呈现出多重考古学文化交错的复杂局面，但又与豫西和晋南临汾地区存在密切关系，表明陶寺文化对该地影响较大。
考古上的种种发现告诉我们，长治盆地经历过至少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部落的剧烈冲突，但最终又以陶寺文化的东进宣告结束。
《淮南子》曾言：“尧乃使羿射九乌于三嵕之山”，而三嵕之山恰恰就在长治盆地境内（《新唐书·地理志》：潞州屯留县“有三嵕山”；《方舆纪要·屯留县》：三嵕山在“县西北三十五里”）
文献记载中的后羿射日地与考古发现的陶唐氏与先商部落的冲突一致。这才是神话“后羿射日”背后的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