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巾”着法简便，穿着轻巧，在唐代就已经是文人雅士的装束。宋代头巾是文人最爱, 一般文人、儒生以“幅巾藜杖”为雅，从头巾发展而来的幞头，在宋代十分流行。
一、儒雅大方
宋代幞头是用木为内衬作为冠的骨架，外罩上纱织并上漆，幞头后面两只展角会用上铁丝和琴弦竹篾作内衬骨架，让人看起来平整美观，也就是说它是在唐代的软脚幞头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大多成了硬翅膀，因此可以随时脱戴。
宋代幞头多为硬翅，两角多为直角，且左右平展很长，后来又将其冠上藤草去掉，只用木作内衬骨架，更加简约、美观；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都戴幞头，已成为男子的主要首服，只是有规定百姓所戴幞头高度不得超过二寸五分，普通百姓所服的巾，有介帻、浑裹、巾帻、短统塌顶巾。
而宋代文人士大夫喜好的巾帽，较著名的有在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时的“东坡巾”、以程颐命名的“程子巾”和以黄庭坚命名的“山谷巾”等；另外，据米芾《西园雅集记》记载，宋代名士所戴的巾式种类甚多，常见的还有仙桃巾、幅巾、团巾、披巾、道巾、唐巾等。
“宋代巾式，大多形制方正，以纱罗、布葛缝制而成。宋代上下贵贱、朝会公座皆可戴幞头，但各人所戴幞头的质料形制，会依据不同身份、地位和职位高低不等有所区分。如武士戴“双卷脚幞头”，教坊司乐工戴“长脚幞头”等：‘唯直脚，贵贱通用之’”。
不光宋朝的文人雅士喜爱著各式潇洒头巾，朝中的官员也戴“幞头”，即“折上巾”，这种包头软巾，因多用青黑色玄纱制成（也有其它颜色），故而因色得名为“乌纱”，加上宋代的幞头已演变为脱戴方便的帽子，所以又称为“乌纱帽”，在当时戴用非常普遍。
宋代“幞头”文雅舒适，美观大方，它也不是一个程式严明的帽形，而带有鲜明的自我设计特性。喜戴“幞头”的文人可以依据喜好把一方罗纱或布帛包在自己的发髻上随自己的创意和想象裹成各种样式的“折上巾”。
因而宋代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设计感强烈的“幞头”式样，如北宋时流行的上部用罗纱把发髻严密包裹住，露出一点边缘，远看如仙桃造型 “仙桃巾”；还有束发丝带长长下垂、随风飘摇的“云巾”。此外，还有“逍遥巾”、“双桃巾”、“华阳巾”、“唐巾”、“纶巾”、“高士巾”、“道巾”、“披巾”、“一字巾”等其它样式。
发展到北宋中期前后，还形成了以人物、景物等命名的各种幅巾。例如当时远近闻名的“东坡巾”，此巾特点分明：内外两层，内层巾墙略比外层宽大一些。
巾分四面，戴上此巾就能看见凸显相对的棱角，在两眉之间。配合一种叫做“直掇”的对襟长袍，尽显儒雅之风，这身穿戴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名人效应，其儒雅潇洒的外观和旷达高洁的文人风采，使追摹者甚众，成为居士墨客尽显倜傥之冠服，后来还流传至明代。
宋人李公麟有《西园雅集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描绘了苏轼、苏门学士以及当时一些名士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作客聚会的情景，画卷后有米芾题跋记录当时人情：“李伯时（按：李公麟，字伯时）效小李将军（按：李昭道）为著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绝妙动人。
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
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
图中苏轼所戴的“乌帽”即“东坡巾”，而所谓的“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当是无数文人心向往之的隐逸生活。在《清明上河图》中北宋张择端对民间的帽和巾有很多描绘，活脱脱一场农工士商各行各业都有的生动宋代服饰展，其中男子衣冠大致可分为“短衣帮”和“长衣帮”。
通常文人、市民、商贾、官吏，他们一般着长衫，头上一般不是“幞头”就是简单的“巾子”，整体衣着风格简约、质朴。而穿短衣的劳动人民则光脚穿着麻鞋，头上戴着简单的巾帕， 素雅简朴。
二、清淡自然
与唐代雍容华贵的服饰之风相比宋代女性更加崇尚清新自然的服饰格调，因此宋代女子的冠服搭配，表现出宋朝人对自我的高度自信和对质朴无华、平淡清真的审美趣味的把握，宋代冠服总体上呈现端雅清淡的韵味。
宋代女子冠式繁多，宋王得臣在《麈史》中就记载了丰富的款式，如“山口冠”、“云月冠”、“鎏金冠”、“种肩冠”、“各种花冠”、“短冠”、“团冠”、“鹿胎冠”等等，尽管如此，宋代女子也受“质朴简约”的审美影响，不务奢华、追求清淡自然之美。
宋人在生活中崇尚自然美，如东京汴梁兴起的冠上戴花风尚，每到春暖花开，大自然中有什么样的花，人们的发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花，千姿日态，别有一番情趣。
花是自然赋予的，对花的选择则是人为的，和宋代山水画崇尚自然善于描绘“纯粹的自然之境”相似，宋人对自然四时的审美素养很高，春之淡冶戴杏花冠、茉莉花冠、牡丹花冠，夏之苍翠戴莲花冠，秋之明净戴菊花冠、攒云五岳冠，冬之凝重如冰戴梅花冠。
造型则有单朵花、双朵花和多朵花，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发式和花冠，发髻之上“清而小凡，雅而秀稚”，姿态极美，郁勃着青春的活力。另外，还有很多花朵装饰的冠，如菊、杏、桃花、梅等等，他们都是用玳瑁、绢、银、罗等不同材质制作而成的，其技艺精湛，细节丰富，具有柔美恬静、清新自然、细致玲珑、秀逸灵动的美学特征。
还有“翠冠”，即翠玉所饰之冠，在李清照《永乐遇》中写到：“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搽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翠冠”非雕绘满眼、繁缛富赡之美的龙凤翠钿冠，其材质体现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浑然天成、格调清新之美，形制简洁疏朗，焕发着宋代朴实自然、天真纯洁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习。
三、宋代冠的影响
宋代皇帝的崇文倾向和对文化享受的追求，也推动了宋代各类艺术设计的发展，形成了宋代艺术表现讲究含蓄空灵的审美趣味，追求典雅秀丽的风格。
宋代的工艺美术充分地物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宋代冠冕艺术是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蕴含的客观事物，它以一个整体面貌综合地寄托了宋代的文化心理和艺术主张，象征了地位等级，呈现出了独特的形式美法则和技艺手段，对东亚汉文化圈和我国宋代同时期及其以后朝代的冠帽艺术的创新和趋于精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对日、韩“冠”演变的影响
纵观东亚历史，与中国为中心绕周边邻国开始如韩国、日本为辐射边缘的儒家文化圈，辐射圈中的国家里有很多种社会文化和制度均被中国所影响。
首先，“韩国的冕服使用，从公元 6 世纪之前已经开始，之后，直到大韩帝国时期一直穿用。早期冕服制度与中国相似，即君臣同时穿用，后来，在朝鲜(1392～1897)和大韩帝国(1897～1910)时期，亦变为只有皇室成员准许穿用。
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保留了不少有关冕服的资料。此外，高丽时期(918～1392)以后的史籍往往记载了国王受中国皇帝颁赐冕服的史事。
上述诸多资料，可以说都与中国的冕服制度有关……中国宋至明时期，中国皇帝按照亲王的规格，赐与高丽和朝鲜国王冕服”。
如光武元年(公元 1897)由大韩帝所定的祭服图：《大韩礼典》,就是根据黄帝的“十二旒冕十二章服”所来。此外，还有绘于 1826 年的《韩益宗孝明大王之御真像》，图中韩益宗穿着“八旒冕七章服之世子冕服”，整体从冕冠到舄，都看出中国冕服制的影子。
其次，“冠帽”是韩国人儒教文化的象征，据史料记载，朝鲜朝时期也在冠帽上装饰鸟羽，受中国冠服比德审美的影响，将羽毛装饰与勇猛联系在一起，“参照《经国大典》礼典杂令的记录。
朝鲜王朝时代，册封王妃或太子妃庆典时,着雉翟衣，佩饰七翟冠。
“男性的韩服有冠帽、哲高里、背子、马褂子、巴吉、都鲁玛吉、足衣和鞋子等。冠帽——古代君主、官员戴的帽子，用纱制成，也叫“乌纱帽”，后用做官职的代称”。
冠帽在韩国颇受重视，韩国女子一般都用毛巾披于头上，而男子即便到了近代也只是将之前常用的冠帽改用成了毛巾包头。依据现存史料，相对于宋代，由于遣隋使、遣唐使的交流活动，唐代冕服制度传入了日本，对日本冕服制的影响最大。
如日本文武天皇(697～706 年在位)使用的衮冕，有五色珠玉十二旒，红地的衮龙御衣上饰有日月星辰等十二章；皇太子穿衮冕九章，亲王、诸王以下不能使用冕服，冕服等级规划，跟王朝官位结构、权力结构、政治形态相关。
而宋代对应的是日本的平安王朝时期，始于汉代，盛行于宋朝的男子头戴巾帻也远渡日本。
如日本平安时代，北宋“束带”在日本的服制中被称为“朝服”，作为正式的礼服，官员穿着“束带”时所戴的黑“垂缨冠”，典礼时着“齐服”时所戴的“达远冠”冠顶中央的巾子带冠缨如燕尾呈现两条带子。
还有着“直垂”时所戴的“引立乌帽子”和“倭乌帽子”，“这些冠和前面展示的幞头相比较，可以一窥时代变迁给冠带来的种种变化”。另外，还有在头部围成一圈，头顶露出头发的“空心帻”，就是日本男子沿用至今天，在祭祀时头顶所戴的包头白布。
结语
宋代灿若星河的文化成就支撑起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辉煌时代，宋代的艺术精致、雅炼、士大夫味极浓，两宋的诗词、绘画、音乐、雕塑、建筑，乃至士大夫们饮茶、收藏、服饰都体现出清雅的风格，给人以幽静之感。
宋代冠冕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的一件瑰宝，在各方面强化、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无论是从宋代以后汉族婚礼时新娘所穿着的凤冠霞帔，还是当下如火如荼的汉服风尚来看，它都给现代中国留下了多元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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