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件，与每一个朝代灭亡前的负隅顽抗不同的是，武王灭商可谓相当顺利。
《周书·武成》记载：周武王一月癸巳从镐京（陕西西安）出兵，至二月甲子牧野（河南卫辉）决战，前后只花了32天时间，沿途甚至没有遭到商朝守军的阻击。
而商、周两军牧野之战进行的更是异常“轻松”，据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记载，周武王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取得了牧野决战的胜利，推翻了商朝。
难道纣王在位时期的商朝军事，真的已经腐朽到了如此不堪一击了吗？
恐怕并非如此。商朝以武立国，除了驻扎在王畿的“王族”军（警卫部队）外，还有“多子族”、“三族”、“五族”等王室嫡系部队，以及臣服于商的诸侯、方国军队，兵力十分强盛。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从商汤立国到纣王在位这500年时间里，商朝无时无刻不在与周边方国进行着战争，兵峰最远可达蜀、荆等地。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朝君主继位后只做两件事：祭祀和打仗。
纣王继位时，商朝对外征伐的脚步并未停歇。帝辛四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商朝大军在夷方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有学者估计，商朝末年时总人口约为780万，照此推算，纣王能够直接控制和征调的兵力至少在20万人以上。
然而，当周武王统率的诸侯联军抵达牧野的时候，迎战他们的却既不是商朝的中央军，也不是族军和效忠殷商的诸侯军，而是由奴隶和俘虏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
那么殷商的正规军究竟在哪里？这还得从商朝末年的“国际”形势说起。
商朝建立的中前期，商王的主要用兵方向是西方的土方、羌方，到第11任君主仲丁继位时，商夷关系恶化，自此，商朝的主要用兵方向开始转向东夷诸族。
殷墟甲骨文记载了大量帝乙、帝辛（纣王）父子时期，殷商对人方（夷方）的征伐，特别是在帝辛在位时期，对东夷的战争不仅频次多，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商朝大军东征一次夷方的往返时间跨度是6到8个月。
显然，正是因为纣王将殷商主力调往了东夷，才导致国度兵力空虚，以至西周联军抵达时，纣王甚至无法派出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抵抗。
但问题来了，西周对殷商的敌视由来已久，早在周武王的爷爷季历在位时，身为殷商诸侯的西周就擅自对余无（今晋东南一带）用兵，由于余无临近殷商的都城河南安阳，此举招致纣王的爷爷文丁的警觉，下令处死了季历。
季历之子姬昌继位后，开疆拓土之意并未有所收敛，崇国国君崇侯虎向纣王密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王遂将姬昌囚禁在羑里长达7年。
姬昌被释放后，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个安分守己的臣子，反而相继征服了密须、阮、共等国，势力已拓展到殷商统治的腹地：河南中部。
周武王继位的第二年，即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与八百诸侯会盟，兵锋直指纣王行都—朝歌，而盟津距朝歌之南的牧野已不足500里。
盟津是黄河的主要渡口，周武王在这里观兵大会诸侯，用意已不言自明，纣王即使再昏庸，也绝对能够察觉到来自西周的军事压力。
两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再次由镐京出发，兵渡盟津，在间隔两年的时间里，为什么纣王对西周的军事行动熟视无睹，没有做任何的防御部署呢？
《左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纣王在黎国阅兵，东夷叛乱）。黎国在殷都以西，是防御西周军事威胁的主要诸侯，纣王在这里阅兵，威慑西周的用意十分明显，但可惜，东夷再次发生叛乱。
纣王在黎国阅兵的具体时间应当在西周第二次兵渡盟津之前。所以，当周武王第一次与诸侯会盟盟津时，诸侯纷纷叫嚷“纣可伐矣”，但周武王却借口“女未知天命，未可也”选择了退兵。
事实上，周武王之所以退兵，并非什么天时未到，而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殷商主力还未东调，二是纣王紧急从东夷调回了主力大军部署防御，所以周武王不得不撤回。
两年后，当周武王第二次兵渡盟津时，行军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从二月戊午抵达盟津，再到二月甲子抵达牧野，只用了6天时间，即使天降大雨士卒病倒，就连军师都劝谏说“卒病，请休之”时，周武王这次却将所谓天时抛诸脑后，强令行军。显然，周武王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在殷商主力回援之前，攻下朝歌。
纣王自继位以来，始终面临着和西周、东夷双线作战，而东夷对殷商的威胁丝毫不亚于西周，史书中屡屡出现“东夷浸盛，渐居中土”的记载。
面对此种情况，纣王似乎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先彻底解决东夷问题，然后再回师与西周决战，以避免再次出现“调兵西进而东夷叛乱”的窘境。只可惜，西周没有给纣王这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