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的采访实录，再次将商朝青铜鼎“司”“后”之争推向了舆论焦点。
所谓“司”“后”之争，指的是我国目前为止所出土的最大、最重的商朝青铜鼎，于1939年于河南安阳出土，起初命名为“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沿用了几十年，甚至还写入了中小学教科书中。直到今天，在不少80、90后网友的记忆里，这尊国之重器就叫“司母戊大方鼎”。
然而，2011年3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览中，沿用了几十年的“司母戊”鼎名称标牌突然换成了“后母戊”。此后，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时也改用了“后母戊”称呼。河南安阳甚至专门邀请一众学者举办了“思辨堂”，论辩这尊商朝大鼎究竟姓“司”还是姓“后”。
事实上，“司”“后”之争由来已久。
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不久，安阳县古物保存文员会将青铜鼎从发现者吴玉瑶家中起出公开展览，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张凤根据出土大鼎内刻铭文，主张命名为“司母戊鼎”。这一建议得到了胡适、夏鼐等一众学者的支持，并被中央博物院确定采用。
但就在同一年，《申报》文史专栏记者邵慎之却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司母戊鼎”上近似“司”字的铭文，其实应该是“后”字。只不过，邵慎之的说法并未获得当时大多数学者认可。
到了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在对青铜大鼎进行鉴赏后，再次重申了“司母戊鼎”的叫法，认为“司”通假“祠”，意思为祭祀母亲戊。此后，“司母戊鼎”就作为官方称谓，被写入了教科书中，直到2011年。
但即便以孙机为代表的国博专家学者主张国宝更名为“后母戊”之后，仍然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司母戊”的叫法，比如甲骨文领域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曹定云就发表了《“司母戊”鼎不可更名为“后母戊”鼎》，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从1946年青铜大鼎正式命名，到如今76年过去了，这一争辩其实并未随着国博更名而一锤定音，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曾说过：“现在没有人敢拍着胸口说读‘司’就一定错了，只是说读‘后’可能更合适。”
“司”与“后”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字，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呢？
首先，单从古文字学角度讲，商朝的甲骨文中的确存在“司”“后”混用的情况，这是因为甲骨文讲究对称，常常正反书写，这是导致“司”“后”辨识争议的根源所在。
但网友的疑问也来了，有人提出：为什么青铜器内刻铭文中有三个字，唯独只有第一个字要反着读作“后”？换言之，我们又怎么判断甲骨文和金文中哪些字在什么时候需要反写释读？
事实上，如果单从文字释读上讲，无论是“司”还是“后”都没有错，因为这两个字在甲骨文中都有出现，而且甲骨文中的部分“后”字的确是反写为“司”字，很多情况下难以辨识。
当然，换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说“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都是错的，因为这两种读音都是按照普通话来释读的，但众所周知，古汉语的发音与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商朝人绝不会按照“后（hòu）母（mǔ）戊（wù）”的读音来称呼这件青铜重器。
所以，国宝出土近80年来，考古专家论辩焦点其实并非文字本身，而是在论辩殷商王朝的随葬制度。
从青铜器的用途来说，可分为祭器和明器。所谓祭器，就是放在宗庙里反复祭祀用的，铸造祭器的人，可以是死者去世当下的人，也可以是和死者间隔数百年的人，比如商朝末帝纣王就可以铸造祭器来祭祀先祖成汤。
而明器，则是丧葬用器，是随着死者一同下葬的，那么铸造明器的人，就只能是死者去世之时的人。用途不同，那么青铜器上铭文的称谓就会截然不同。
司（后）母戊鼎是被殷墟小屯村民偶然发现的，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出土地点、埋藏情况已不可考，加之商朝历史上有多位名为戊的女性，如大丁、武丁、祖甲、祖乙都有配偶日名叫戊的，这就导致了作器者的身份也不尽相同。
要知道，商朝的王位继承，既有父传子，也有兄终弟及。如果司（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妻子的陪葬品，那么作器的人就是祖庚或祖甲，这两个人都是武丁之子，也先后继承王位，他们给自己的母亲制作的陪葬品，既可以用动词“司”，意思是“祭祀母亲戊”，也可以用名词“后”，因为儿子是王位继承人，可以用专属的“后”字来表示身份的尊贵，意思是“王母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甲骨文中的“后”指的可不是“王的正妻王后”，而是君主的意思，《尔雅·释后》有记载：“后，君也。”像我们所熟知的夏朝的最高统治者就叫“某某后”，而不叫“某某王”。
不仅如此，这里的王，也不是自称，而是他称，是用来称呼自己父亲的，翻译过来就是“王的配偶—母亲戊”（她称），而不是“王的母亲戊”（自称），因为商朝有个惯例，父亲所有的兄弟都叫父，母亲所有的姒娣都称母，但为了以示区别，在王位上的就叫“后父”，相对应的就有“后母”一称。
但如果司（后）母戊鼎的主人不是上面提到的武丁配偶，那么在兄终弟及的商代，继承王位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叔叔，作为儿子祭祀母亲是不能用“后”这个王室专用名词的，只能解释为“司”。
所以，司（后）母戊鼎的“来历不明”，是导致一众学者“司”“后”之争的根源之一，其争论的焦点也并非是文字本身，而是其背后所反映的殷商祭祀制度，在不同场景下，自然可以解读为不同的字意。
当然，目前之所以后母戊鼎的说法越来越主流，是因为考古学界普遍认为鼎是武丁的配偶妇戊的随葬品，而非宗庙用品，这是基于妇好墓出土的“司（后）母辛鼎”，二者有相似之处。
两人都曾是武丁王后，而武丁时的王位继承制也恰好是父死子继而非兄终弟及，所以，这种规格的鼎仅在安阳殷墟王族墓地出土，而未在其它地方出现，故而王宇信教授才说“读‘后’可能更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