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农民在耕作时，意外挖出了一方唐朝的青石墓志，作为唐朝和武周王朝的东都，洛阳发现唐代古墓和文物原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但这次出土的墓志标题却很奇特，不是位于首行，而是放在了末行，名为《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太常卿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君墓志》。
光禄大夫、太常卿都是汉朝沿用下来的官职，唯独熊津都督这个官职十分扎眼，因为熊津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位于现今韩国的忠清南道（半岛西南部）。
墓主究竟是谁呢？我们节选一部分墓志的关键信息：
“公讳隆，字隆，百济辰朝人也……祖璋，百济国王……父义慈……显庆之始，王师有征。公远鉴天人，深知逆顺……而马韩余烬，狼心不悛……以公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翦灭奸匈……寻奉明诏，修好新罗……春秋六十有八，薨于私第……以永淳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庚寅朔廿四日癸酉葬于北芒清善里礼也”。
墓主名叫扶余隆，身份是百济第三十一代国王扶余义慈的王子。百济是韩国历史上的政权，脱胎于三韩之一的马韩，所以，这位扶余隆可是位正统的韩国王子。
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不顾唐朝劝阻，联合高句丽攻伐新罗，唐高宗遂令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水陆大军十万讨伐百济，同年七月，百济亡，上至国王下至将领亲族共计1万余人被押送到了长安。唐朝将百济故地分为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以及带方州六个行政区域。
由于扶余隆在史书中无传，事迹散见于新旧《唐书》高宗本纪条目，所以，墓志记载的扶余隆生平事迹，可谓弥补了部分唐朝隐没的历史：
在唐军主力班师后，“马韩余烬”向日本的齐明天皇求援，唐龙朔三年（663）三月，日本派出精兵2.7万人，立留日的另一位王子扶余丰为新王发动了反唐战役。
据墓志记载，唐高宗在调集重兵救援的同时，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命扶余隆为平叛大军的副帅。百济王扶余义慈在赴长安后不久即病逝，而太子扶余隆显然成为百济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果然，唐高宗此举可谓釜底抽薪，面对倭国扶持的扶余丰，在正统太子扶余隆抵达百济故地后，反叛势力迅速瓦解，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百济反抗旧将纷纷被感召投附唐朝，白江口一战日军大败，实现了“翦灭奸匈”的战略目的。
战事稍缓之后，唐高宗又以“陪觐东岳”（陪同封禅泰山）为名，将扶余隆召回国内，而任职熊津都督，手握百济故地军政大权的扶余隆也借口“留居半岛，必被新罗戕害”，迅速返回唐朝，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忠唐的决心。
扶余隆墓志的生平内容，让我们得以窥见一千多年前唐朝在经略东北亚格局时的诸多智慧。而五都督府的设立，也让唐军得以实现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战略规划，最终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两代帝王平定高句丽的夙愿。
此外，墓志的出土，还纠正了韩国史书的错误。
按照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以及现代学者金寿泰等的说法，百济的太子是扶余孝而非扶余隆，并且逃亡到了高句丽并未回到唐朝。
但墓志却清楚的说明了扶余隆的正统身份，并利用这层政治影响力平定了“复国反唐”运动。扶余隆68岁时薨于私第葬于北芒也说明了末代太子扶余隆始终忠于唐朝，而未逃亡高句丽。
而百济王族后裔也秉持着忠唐之心，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时，扶余隆的后裔中有位叫扶余准的将领，出使吐蕃时被扣留长达30年之久，却始终未接受吐蕃的招降，其陷没吐蕃与苏武被扣留于匈奴的经历非常类似。
扶余王族的这一经历，也从侧面佐证了唐朝雄踞世界东方，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强盛王朝之一，正是得益于它极强的包容性，可以将异国人甚至异国文化融入自身血脉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