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时期,粟特民族文化对金银器器形的影响有多大?——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古代农耕时代,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习惯,那就是逐水草而居,水源丰富,草场肥美,聪明的粟特人知道以拥有丰富水资源的土地作为自己的本土,依靠水源发展农耕,自给自足,所以粟特人沿着阿姆河和锡尔河建立自己的聚落组建家庭,一边发展农业一边发展贸易。
粟特民族的贸易
粟特民族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民族,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他们会迁徙,所有有利润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身影,纵观整个丝绸之路,从各种文献考古文物中我们都可以看见,粟特民族的足迹遍布整个丝绸之路,在不断发展中逐渐稳固其商业贸易霸主的地位。
在粟特地区西南部便是波斯地区,由此可见粟特文化会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不管如何影响,唐代金银器中的某些波斯因素便是通过粟特人传播,而被唐代所接受,或者说是经过粟特人消化吸收从而被唐代所接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粟特人充当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转运者的角色。
粟特人依靠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农业经济,积蓄粮食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利用自身经商的天赋发展对外商业经济,两者相结合使粟特民族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之上。
粟特人不满足在本土经商的需求,开始东迁,组建商队并在沿路设置聚落,搭建贸易网络,贩卖其他各民族的奇珍异宝,也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带到各个国家形成人声鼎沸的的贸易市场。粟特人一方面利用自己紧邻唐朝领土的先天地理优势,另一方面依靠后天的努力,不断东迁,在通往唐朝的各个重要据点设置聚落,发展贸易,形成了完善的贸易系统。
唐朝在地理位置上,其外部紧邻着的地区便是西域,而西域则与萨珊王朝和波斯王朝连接,同时南面紧挨着的便是吐蕃(今西藏地区),唐朝可以直接穿过吐蕃而纵贯到中印度地域,对外交流日益繁盛形成以唐朝为中心的贸易市场,据史册记载,其盛大场面用绝域入贡、万邦来朝来形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就近原则为先,历史上大唐与西域诸国和波斯王朝交流频繁,来往最多,其次穿过西域,到达远在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拜占庭)、希腊、埃及等国。
另一方面,粟特自身商业民族的特征使他们从中亚粟特地域一直沿着进入中原内地的线路迁徙,并且在迁徙的过程中进行商业活动,同时在重要地段安置聚落,既是安身之所也是进行贸易活动的场所,这里就成为商队交易的据点。
在丝绸之路沿线都有粟特人以及他们的聚落,客观创造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天的优势加之后天的努力使得粟特商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获利者,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贸易。粟特人与中原王朝的贸易方式主要有朝贡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两种。
现在已经发现的粟特墓葬,虞弘墓和安伽墓等都是北朝时期在华的粟特人,他们都曾担任萨宝一职,这是由中央专门为管理胡人聚落而设置的职位,担任该职务的一般也为粟特人,所以胡人聚落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制性,到了唐代,对聚落的管理进一步加强。
粟特民族的特性
分析粟特民族善贾的特性和在丝绸之路上充当商业贸易中介,其原因形成有地理历史的因素。一方面,河中区域处于亚洲腹地,且被经济繁荣的文明古国所包围,处于东西交通的枢纽位置,丝绸之路一经开通,这里就成为枢纽重地,为粟特民族带来了无限商机,东西方物质文明在此交换碰撞,艺术文化在此荟萃、交融和传播,使之成为各国奇珍异宝的集散地,成为丝绸贸易的中转站和大仓库。
另一方面,这一地域位于内陆地区,气候干燥,其农业活动只能在绿洲地区进行,到了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地区仍以畜牧业及采矿业为主,虽物产丰富,但需以进口来保证粮食的大量供给。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使这一地区产生了独有的绿洲经济,河中地区本身土地肥沃,沟壑纵横,气候适中,粟特人就生活在这片绿洲上进行生产等活动,这也是它们因地制宜的一种生态经济。但是绿洲经济受人口数量的限制,不能超过一定的承载量,所以这一客观情况影响了粟特民族擅长经商的特征。
所以粟特地区发达的绿洲经济为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证,粟特人可以在此休养生息,这里既有力田者,又有逐利者,大家各自负责各自的工作内容与要求,各占其半,或者亦农亦商,兼而事之,整个民族协调共同发展。
粟特地区的西北方向与东罗马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正西面是安息和阿拉伯帝国,西南部是波斯帝国,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正南方向就是大夏,古印度,巴克特里亚,即古希腊文化,东面则跨葱岭进入中国,从而到达唐代长安,在粟特地区的东北方向便是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草原文化。
由此可见,粟特地区成为古代东西(即中原——地中海沿岸)南北(即印度河流域——黑海沿岸)方向经贸路线的交叉点,同时古代欧亚的多个文明也在这里交汇,因此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在世界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文化意义。
金银器的地位
金银器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金银器的种类较多,器形都极具特色,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格。通过丝绸之路,唐代既输出自己的文化,其文化自身也深受外域文化的影响。
就金银器而言,唐代金银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器形,包括古代器物、历朝遗留下来的金银器文化及仿古代青铜器的器物,一类是外来器物,如萨珊金银器,粟特金银器,这类金银器一部分是从外域传入唐朝,一部分是由外域工匠在唐代制作,一类器物是外域文化与唐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这类器物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经由唐代工匠或外国工匠融合唐代审美意识而制作的金银器,这类器物在唐代极为盛行,其中对唐代金银器影响最大的当属粟特文化,本文所讨论的唐代金银器主要指这种类型,本文主要从金银器器形的角度,探讨粟特文化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唐代最初进入中原的一种器形便是带把壶,时人称之为“胡瓶”,在我国传统器物中,无此种器形,胡瓶对唐代金银器影响颇大,其次,唐代金银器中的杯、碗、盘和碟等也深受粟特文化影响。虽然这类器物在中国传统造物中极为常见,但受粟特文化影响,这些器物的形制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文也将从粟特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的器形对比中,找到唐代金银器中粟特文化的影子。
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发展历史
金、银有着较为稳定的化学性质,极富延展性,利用其延展性好的特征使它们锤打成薄片,其薄的程度能够超越纸张,成为银箔。而金箔的制法则是把黄金锤成极薄的片状物后,再将其包裹在乌金纸上,最后再用力打制乌金纸便可制成,这是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对金银工艺的一部分记载,由此可见金银工艺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工艺技术被传承下来。
另外也可将金银拉成如发丝一般细、拉长如细线一般长,将之与丝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延伸出新的工艺,创新出制作金银器的独立的工艺系统。黄金的颜色乃是人间华美而贵重的颜色,因此人们经常将黄金加工以锤成金箔,用于装饰,每七厘米的黄金被充分捶打之后,可以铺满一千平方寸的面积,即由一千片金箔组成,如果将它们贴于器身,约略三尺的面积可以被铺满在纵向和横向上同时铺成。
金银器工艺的多样化和创新化建立在材料本身的属性之上,这些特性也使金银作为材料被利用的最现实的原因,充分熟悉与了解金银的特性之后,创造出独属于金银器制作的工艺。虽然有些工艺在唐之前就有被使用,但唐代金银器的兴盛对历代金银的制造工艺进行了发展和改进,并且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工匠学习与借鉴了外来工艺,两方面相结合使一些工艺在金银材料的利用上得到更好的发挥和使用,也使唐代金银器呈现出精美绝伦的艺术风格。
河南汤阴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含金沙陶片,把金沙掺入陶土中而起到装饰作用,表明早在史前社会,说明人们已能初步了解到金的装饰功能,虽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银器,但却是最早将金这一稀有金属用于器物装饰中的最早证明。
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金银器,我国最早金银器的制作都是采用铸造工艺,而金银器的制作方式更是依赖于青铜工艺,其特征为器体厚重、一体成型,但此工艺却无法将金银的特性展现出来,固此时还未形成独立的金银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