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年间，白居易在长安城百里之外的下邽县（今渭南市以北），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后将其母接来。
虽只在休假日或逢年过节回来陪母亲，但毕竟距离京城太远，所以写下了《晚归早出》：“筋力年年减，风光日日新。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描述了古代官人上班的辛苦。
古代的夜生活远没有今天丰富，人们更习惯早睡早起，符合农耕时代的生活节奏，故上班时间也比现代要早得多。
《诗经·齐风·鸡鸣》中有云：“鸡既鸣矣，朝既盈矣。”这首诗描写的是春秋时齐国官员上早朝的情景，人们从那时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朝。鸡鸣的时间一般为卯时，即清晨五点到七点之间，而且官员们上朝之前查验人数，所以古代点名考勤称为“点卯”。
唐代时，长安城的街巷里设置了“官街鼓”，每每到了清晨五更二点时，便鼓声响起，开启坊门。住在京城里的官员们听到鼓声，就知道上朝的时辰到了。
不过官街鼓最初的目的是用于报时和警戒，以防盗贼的作用，跟官员上朝无关。但是官员们会根据鼓声判断时辰，提醒自己不要误了上朝。
人们简单洗漱后，接下来就是一段披星戴月的通勤路。《明皇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形象地描绘了五鼓时分官员们上朝的情景。
朝廷重臣在皇城周边均有府邸，晨起早朝很方便，可以坐轿子或骑马。汉代俸禄高于六百石的官员可以将一边漆成红色，高于两千石可以将左右两边均漆成红色。
唐宋时期，有了以文官和年长者为主，总体形成了文乘轿、武骑马的风俗。个别官员也有例外，比如王安石。他退居金陵后常常骑驴代步，有人想送他轿子被他训斥 “奈何以人代畜”。
只不过骑马坐轿都是官阶高的官员才能享受的待遇，三品以上的官员乘轿，四品以上的官员才骑马，其他人就只能靠自己的双脚了。
白居易虽然不常住在下邽，但他在长安城内租住的宣平坊昭国坊，距离大明宫也有大约三十里路，因为那时自己任左拾遗，官阶只有七品，逢到上朝日十分不便。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集禧谢雨》也描写过自己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的道路，在鼓声的催促下赶路上班的辛苦情形：“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不由的怀念起以前在滁州时可以睡足觉的日子。
明朝后期，魏忠贤为了方便自己夤夜出入宫门活动，他下令撤废路灯，故紫禁城的主干道上未设灯火，漆黑一片，导致可怜的官员们卯时上朝都是摸黑步行前往。
谁知清朝又继承了天启年间的这个规矩，理由是为了消弭火患，紫禁城内不允许夜间点灯。官员们依然是“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
古人点卯的制度非常严格，大臣们凡无故缺席、迟到或朝班失仪，都属于违纪行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唐玄宗时期，规定 “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唐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
另一种更为严厉的针对缺勤的惩罚是杖刑，《唐律疏议·职制五》有规定：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 “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
《元史·赵孟頫传》记载过大画家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时，就由于上朝迟到挨了板子。
当官员们到了宫殿中，皇帝开始奏事议政，称为“朝会”。与会者来自管辖不同政务的各个部门，官职品阶亦有高低之分，故开会时要依序站在指定位置上，唤作“朝班”，“上班”一词就是通过其演变而来。
朝会的时间比较固定，一般在晨时上午九点结束，对于每天都要参加朝会的文武百官来说，若没有遇上龙颜大怒的情况，当日的压力便小了一半，接下来就该放松身心，回家美美地吃一个早午饭，所以退朝也叫“退食”。
唐代起，官员们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请客的“朝食”，“退食自公”遂成典故。元傅若金《寿王左丞》诗：“焚香凤阁春开宴，鸣玉龙墀午散朝。”
散朝后，百官就要回到各自所属的机关“属事”，一是落实皇帝下达的旨意，二是处理一些日常公务。在古代，官员们没有电脑和打印机可用，起草公文全靠手写，若公文一次不能通过，就要打回重做，有时甚至还要“几易其稿”方能过关，辛苦非常。
不在京城的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京朝相似，同样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然后各自办公的程序。
按制度，包括各科书吏、各班衙役在内，所有的“做公”人员，都必须以击响云板七声为号。于每天黎明准时上班，然后书办分别领取各个科室的印章(签押)，衙役分别进入各自班次的岗位，以及秘书、侍从开启公堂之门等，亦都有不同的信号，一点不得含糊。
不过古人的上班节奏为“前紧后松”，遵循弹性工作制，只要完成当日的工作即可离开。当然，官署部门也不能一走而空，还要安排轮值夜班。若遇到灾害或战争，皇帝和重臣往往需要昼夜不停地处理紧急情况，这时皇帝身边秘书之类的官吏自然得跟着熬夜办公了。
古人以勤勉著称，上班制度极其严苛。与古代上班族比起来，当代人还是很安逸幸福的。何况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好好上班都是一个人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