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繁荣至登峰造极的朝代。
每提及这个朝代，绝对绕不过李世民。李世民并非唐朝的第一任皇帝，他的皇位来的亦非名正言顺，但从实际出发纵观当时的环境，唐朝只有在他手里才有可能形成开元盛世。
如若按照原本的历史轨迹，让太子李建成继位，想必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公元626年，武德9年，在血淋林的宣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称帝。
此时的大唐已经统一了华夏的大部分地区，除了梁师都。梁师都之所以能够如此扛战，是因为背后有突厥撑腰。突厥一族原本就骁勇善战，隋末在隋文帝的不断征伐下，才将其分裂为东西突厥。
但隋末战乱时，突厥又悄无声息的将实力壮大到可以危险中原的地步。当宣武门政变的消息传入突厥，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便立即率领大军进攻，准备趁唐内政不稳之际攻打中原。颉利可汗的大军一直攻打到长安以北的渭水北岸，才停兵驻扎。
而此时的唐朝在隋末战乱时已经耗尽了将近全部的国力，政变又让国家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如果和突厥硬钢，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利益最大化的抉择是讲和。不得不说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有些道理从古至今一直未变，例如外交无小事。李世民虽然知道要讲和，但也不想太过示弱，以免对方趁人之危。
于是便只率领房玄龄、高士廉等6人，飞驰至渭水南岸，斥责颉利可汗背弃盟约。颉利可汗一见，李世民竟然只带着几个人就敢来见突厥军，且气势雄厚，毫无怯意，心中一时估量不清唐的真实实力。恰逢此时尉迟敬德率领的援军赶到，巍峨的立在李世民身后，大唐上游余力征战的气势一下就出来了。
此情形之下，双方便在渭水之上搭了一座桥，在桥上举行了结盟仪式，也就是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与突厥谈和后国力衰微的唐朝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公元627年，正月初一，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
渭水之盟让李世民胸中憋了一口气，因此铆足了劲富国强兵。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对百姓格外重视，对百姓实行优待政策，推出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得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有田耕种，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农耕时代，若一个国家不再为粮食忧愁，其他问题，只是时间和决策的问题。
极具政治才干的李世民当然也懂得这道理，所以在人才的任用上格外用心。李世民认为政治是否清明，关键点在于人才的选用，人才是一切正确决策的基础。因此李世民大力改革科举制度，尽可能的培养人才。与此同时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修史，设立国子监。
在向来崇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时代，对外族人，唐朝也是张开双手欢迎，鼓励外族人来唐学习，史上著名的鉴真东渡、遣唐使就是发生在唐朝。与此同时，李世民广开进谏之路，采纳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尽可能地集结真正有用的言论。皇帝广纳谏言，臣子们给出的进谏亦诚心诚意从事实出发、为大唐社稷更好为目的。
李世民对“纳贤”、“纳谏”的重视，奠基他在历史上非同凡响的地位，他的开明是历代帝王无法相提并论的。他曾经被进谏的大臣驳到毫无颜面，甚至扬言要杀了他，最终也只是说说而已。
这在帝王极其可贵。因为封建时期人人都相信“君权神授”，天子或者说皇帝，是一个国家唯一合法的管理者。也就是说臣子你只能提建议，但最终的决策权在皇帝的手里，一件事情皇帝说行才行，皇帝说不行，那就绝对不可以。违逆皇帝旨意，顶撞皇帝都是可被杀头的大罪。
然而皇帝的权力再大，终究也只是一个凡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处理好一个国家的所有大小事务。因此要想国家治理有序，就必须依靠真正有才干的臣子。可若君不贤，说不得顶不得，臣子谁人敢说真话。而李世民深谙其中道理，所以他能放下所谓天子的虚浮面子。也正是因为李世民的务实，唐朝才能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国力。
在唐朝国力日盛的时期，东突厥发生内乱。东突厥北部的薛廷陀汗国逐渐壮大，原本要继承汗位的突利可汗与颉利可汗之间矛盾加剧。李世民瞅准了时机，举兵一举攻下了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真正的正式统一了全国。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
李靖领命举兵十万，进攻东突厥，并大获全胜。
贞观四年，漠北各族正式向唐朝称臣。
自此开始了真正的大唐盛世。
唐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直接将漠北地区收归中原的朝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大唐之所以超前繁盛的基础。
李世民无疑是一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帝。后人有人批判他冷血残酷，为夺皇位杀了自己的血肉之亲。但其实一个有血性的人，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至少他的所作所为真正的让一个时代的黎民百姓都受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