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0年，朱元璋率众攻下处州后，做了一件大事。
趁着战事告捷春风得意，朱元璋授意手下，广寻出色谋士，以助自己扫平天下。
闻言，朱元璋身边的战将胡大海进言，称自己有几个不错的谋士人选。
“一为行省元帅叶琛，二为匡山居士章溢，三为青田神童刘伯温。”
几天之后，叶琛、章溢被顺利引入麾下，但刘伯温，一直告事不允。
为了能尽快将贤士纳入麾下，朱元璋派遣能将孙炎，先是“以币聘”，试图利用金钱来吸引刘伯温。
在遭到拒绝后，朱元璋修书一封，慷慨直陈自己的建国大志，但刘伯温依旧不为所动，甚至让孙炎带回一把宝剑赔礼。
情急之下，朱元璋只得再次修书，并让孙炎带回刘伯温所赠宝剑，再请贤才出山。
这一次，刘伯温终于被朱元璋的诚意说动，从此为后者鞍前马后，指点战场迷津。
而他们这“三请终出”的求贤佳话，也被后人拿来与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雅话并论。
作为“翻版诸葛亮”，刘伯温的伴君谋略中，出现过不少惊艳妙计。特别是在古代君王最为看重的领土问题上，他还曾进言阻挠朱元璋的吞并意图。
但是，他的阻挠行为，不仅没有引来朱元璋的反感，反而还让后者如获至宝，在多年后仍旧感叹用意之高明。
这是怎么回事？
公元1368年，朱元璋碰到了一件大事。
有官员来报：自从呼吁来奉的玺书发出后，周边小国，如朝鲜、琉球、安南等，都纷纷臣服，没有丝毫二心。
但仅仅与中国一海相隔的日本，却表现出了反叛之意。没有主动前来示好不说，收到玺书后，还接连斩杀五名使臣，态度十分恶劣。
“日本曾激烈对抗蒙元，如果能向明朝称臣，那影响将非同一般。”
思考片刻后，朱元璋虽略感不悦，但仍大手一挥，提笔再写一封玺书，示意使臣再走一次日本。
他的大度处理，让手底下的亲信都为之一惊。
早在还未称帝天应府时，朱元璋就曾预感天下大权在握。遣使各地，希望能在自己登基时，争取到如同“万国来朝”那样的壮观场面。
作为邻国，日本与中国一水相隔，且都对蒙元痛恶万分，自然而然也进入了朱元璋的“遣使名单”。
但让人意外的是，日本却并没有接受朱元璋的这份暗示。
眼看齐鲁、河洛等地纷纷认主，日本却仍然纹丝不动，丝毫没有曾经同为受害者的政治自觉。
日本的不闻不问，让即将称帝的朱元璋感觉到了一丝挫败。
不过，好在事务繁多，平复了心情之后，朱元璋便开始为自己的事宜做着最后准备，并没有因此与日本结怨。
可是，就在心腹们认为朱元璋要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时，成功登基的朱元璋，竟又向日本发出了邀请。
作为大国国主，朱元璋的态度确实已经放得很低了。
然而，日本又再一次狠狠打了朱元璋的脸。
据《修史为徵》一书考证，第一次向日本发玺书时，朱元璋发动了包括杨载、吴文华在内的大臣七人，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但是，这些人的下场，不是身死异国，就是“拘押三个月之后始释归”，七人的使团仅仅回来了两个。
甚至，为了表现自己拒绝玺书的决心，日本还顺手发动军队，“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为山东等地带来不小的匪寇威胁。
这一连串的愤怒攻击，打在春风得意的朱元璋脸上，足以让他怒而发兵，吞并整个日本。
但朱元璋考虑到日本在与蒙元一战时做出的英勇贡献，还是强忍下了这一口气，并下令再度遣使日本，这让当朝臣子们纷纷为之一惊。
可以说，在邻国臣服问题上，朱元璋给足了日本面子。
然而，反观另一边，日本的反应，就颇有一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思了。
公元1370年，在接到朱元璋第二次送过来的玺书后，日本再一次选择了无视，将明朝天子的威严狠狠踩在了脚下。
这一次，忍无可忍的朱元璋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怒火。
在他第二次书写的玺书中，“蠢尔倭夷”、“人神共怒”等词语，就已经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他的克制与忍耐。
但即使好言相劝、给足台阶，也难以换来对方的诚意投诚。
眼见身边的弹丸小国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底线，朱元璋决定，新仇旧恨一起算，把吞并日本安排上行程。
朱元璋的吞并决定，赢得了朝中上下大部分官员的认可。
与唐宋不同，明朝刚从元代乱世中破土而出，喊打喊杀绰绰有余，对边境无战事的渴望度并不高。
朱元璋的政权刚刚站稳脚跟，邻国假意臣服的可能性很大，稍有不慎，就有政权被倾覆的可能。
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屡次挑衅的蕞尔岛国，官员们认为，如果不能在这时给出教训，那朝鲜、琉球等地恐怕有效仿的危险。
官员们的发言，刺激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
当即，他便下令，开始筹划出兵日本的事宜，准备尽快完成吞并。
但就在这时，刘伯温站了出来，与满朝文武唱了反调。
“不知道使臣将玺书，究竟送到了日本的哪个派别？”
作为广受好评的“小诸葛”，刘伯温确实在朱元璋称帝的路上出力很多。
可以说，如果不是有他在身边建言献策，明朝的江山也不会拿下的这样顺利。
但此时，刘伯温的话却让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面对疑惑不解的众人，刘伯温缓缓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认为，现在不适合出兵吞并日本。”
正当众人七嘴八舌劝说朱元璋出征日本时，刘伯温的话，就像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特别是朱元璋，被日本打脸的愤怒还没完全消退，此时又冒出个阻拦自己发泄的臣子，他的脸色也变得难看了起来。
但考虑到刘伯温的才华谋略，仔细思考过后，朱元璋也明白了前者的用意何在。
紧接着，朱元璋便示意刘伯温，将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来。
得到了朱元璋的授意，刘伯温也不再含糊，干脆利落将如今的形势摆在了众人面前。
第一，就是日本当今的政治局势。
原来，几乎与朱元璋起兵称帝同一时期，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代”中，国内也掀起了一场动静不小的政权更迭运动。
1336年，后后醍醐天皇逃离京都，在奈良北部的吉野一带重新建立政权，号召各武士集团为自己所用，以便重新一统天下。
而另一边，足利幕府也在京都重新拥立“光明天皇”，否认后醍醐天皇的合法性，并要求民众彻底效忠。
由于两个天皇背后都有政治势力支持，所以后醍醐天皇与光明天皇的两党相争，迟迟分不出胜负。
久而久之，日本便形成了“一天两帝南北京”的混乱局面，上至皇族、贵族，下至武士，都在为不同的天皇效忠卖命，分化出吉野、京都这两个政治中心。
等到了1363年，两个颇具势力的武士集团———大内家族和山名家族宣布效忠幕府，这就导致光明天皇逐渐占据上风，凭借背后的足利幕府力压后醍醐天皇。
在这一时期，虽然后醍醐天皇也曾全力抵抗，但武士集团的高调效忠，还是让他元气大伤，渐渐无法与足利幕府势力抗衡。
发展到斗争后期，光明天皇逐步掌控日本大部分的统治地区，南朝势力日渐式微。
即便如此，誓死效忠于后醍醐天皇的武士集团，还是在暗处组成了反幕府组织，时刻准备给予光明天皇致命一击。
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国内尚且处于不断内斗的“南北朝动乱”中，外部势力一旦插手，就必然会造成某一集团的疯狂报复。
刘伯温认为，之所以遣日使臣屡屡受挫，甚至命丧异国，很有可能是错误地估判了日本国内的形势。
在不清楚两党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无论将玺书送至哪一方天皇，都会让另一边感觉到不安全。
为了保全自身统治地位，被忽视的那一方，很有可能会伺机发动匪患，以此来搅黄中日和平关系。
如果明军现在攻打日本，必然会在后醍醐天皇与光明天皇中择其一，但这样一来，陷入夹击的风险就大大增加。
以明军的战斗水平，成功吞并或许并不是难事，但消耗在吞并过程中的人力损失，却远远不是此时的朱元璋能够承受的。
而不必要的人力损失，也是刘伯温不建议吞并日本的第二条原因。
身为起义农民军，朱元璋的军队并不是世袭制下的普通皇族，根基不稳。
再加上明军刚刚结束与蒙元的恶战，虽然已经成功建立政权，但难保败退的蒙元大军不会卷土重来。
与中原不同，蒙古人能征善战，对外适应能力很强，双方不同的生活环境，就已经让明军在征战过程中吃亏不少。
新朝刚建，想要荡平周边心怀异心的匪寇，就势必会出动一部分兵力牵制，甚至还做好长期对战的打算。
而对于此时百废待兴的明王朝来说，兵力无法支持这样高强度的战争，也是威胁政权统治的一大因素。
在刘伯温看来，假若此时朱元璋派兵出战日本，且在日本发生拉锯战，那么，国内较为空虚的兵力防守，就会成为敌人借以发动攻击的诱饵。
即使最终明军力克日本，且挡住了匪寇对国都的进攻，也难免会兵力虚乏，抵抗反动势力的力量将被大大削弱。
这样一来，一旦有其他势力想要篡权，朱元璋很有可能就分身乏术，最终把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人。
对于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军而言，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更何况，战争开打后，刚从水深火热中走出来的百姓，也会再次跌入动乱的漩涡中，重演食不果腹、庄稼颗粒无收的悲剧。
民不聊生，周围慕名而来的“附属国”，也有可能趁机倒戈。
“附属国”趁机倒戈，明朝财政收入骤降，就是刘伯温所要阐述的第三点不利因素。
以朝鲜为例，蒙元败退后，在北方重新建立北元政权，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北元的建立，给周边小国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大家震慑于往日元朝的势力，都想早日称臣，以保护自己的国土和平。
而另一边，朱元璋的明朝势力也逐渐稳固，这就使得夹在两个政权中间的小国十分头疼。
北元已靠元朝统治时期的嚣张跋扈证明过自己的实力，而草根出身的明朝却没有这样的优势。
按照正常逻辑，为了一劳永逸，大多数小国的第一称臣对象，其实是败退北方的北元一族。
但因为害怕日后清算，众小国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准备望风行动，跟随主流。
朝鲜，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
当时的朝鲜统治者恭愍王力排众议，宣布向明朝称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小国的风向。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短短几年后，恭愍王遇刺身死，新上任的朝鲜统治者选择继续接受北元册封，开始推广剃发、胡语，迅速与明朝交恶。
虽然无法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朝鲜前后不一的鲜明态度，还是大大降低了周边小国向明朝称臣的积极性。
刘伯温表示，如果此时不顾兵力民疲，强行出兵日本，就很有可能正中北元下怀，让对明称臣的小国心生疑虑。
一旦北元趁机派遣使臣前去各小国说教，诱导他们投入自己的怀抱，那么明朝将要面临的，恐怕是失去附属国的危险境地。
没有附属国的朝奉，再加上国内生产力下降，国库亏空，财政上后继无力，也会影响到明朝与其他国家的战事。
到了那时，纵使明军侥幸吞并日本，要面临的也是国内经济低迷的窘境，走投无路时，甚至还需要以公主和亲的方式来保护国内的安定和谐。
而这，也将成为压垮明朝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伯温认为，无论是哪一条情况，都可能为刚刚建立的明朝带来灭顶之灾，此时攻打日本，属实不是明智之选。
听了刘伯温的话后，朱元璋的怒气也消了大半，静下心来思索后，朱元璋也觉得刘伯温的话不无道理，这才放弃攻打日本，转而发展起了国内的建设。
在他的出色领导下，明朝稳稳当当地发展了起来，洪武之治、永乐盛世接连开启，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
对内安稳和谐，对外万国朝圣，这样的安康盛世，让朱元璋不由得开始佩服刘伯温的远见卓识。
而他在日本那里受的“委屈”，也终于在百年后得以“报仇”...
1588年，朝鲜国主北逃义州，向宗主国明朝求援，称朝鲜受日本报复，国土危在旦夕。
原来，日本结束内部动乱后，对外扩张的野心日渐膨胀。
再加上幕府势力分赃不均，国内领土无法均匀分配，日本太阁丰臣秀吉便决定，出兵侵占朝鲜，再征服中国，然后谋取天竺，实现自己的领土扩张梦。
为了能顺利实现称霸目标，在攻占朝鲜大部分领土后，日本向朝鲜提出诉求，要求对方配合自己征服中国，以换取国内的暂时和平。
但朝鲜国主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这让日本更为恼怒，由此发起疯狂进攻。
无奈之下，朝鲜国主只得求援明朝，希望能得到大明庇护。
接到求援信息后，明朝立即派四万大军抗倭援朝，平壤一战大捷，明日朝三国开始议和。
1597年，假意休战的日本再袭朝鲜，这让明朝大为震怒，再派七万明军增援，誓要给日本一次教训。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丰臣秀吉战死，明军一路打至露梁海峡，重挫幕府士气，畅快一扫明朝初期的不平之气。
千年之后，再提起当年这场万历朝鲜战争时，除去歌颂李舜臣、邓子龙等将领的铁胆衷心外，明朝的军事实力也得到了肯定。
而建明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放弃吞并日本的睿智，也被后人重新拿来思考。
大家认为，如果不是朱元璋当时放弃出战，转而沉下心来韬光养晦，万历朝鲜战争中，明朝也不会重挫日本，清算百年前的挑衅之仇。
但其实，对于朱元璋是否想过攻打日本之说，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在真实的历史中，朱元璋其实从未想过攻打日本。
建立明朝后，朱元璋的确曾广发玺书，争取周边城市甚至周边小国的臣服，但他的“万国来朝”，更侧重于道德感化，强调心悦诚服。
而分发给各地的玺书，也根据对方的实力大小调整成了不同的版本。
“朕奉天命，已主中国。”
“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
在给高丽、安南等地的玺书中，朱元璋的语气就比较强硬，字里行间都是向下俯视的人君之态。
甚至，在给爪哇的玺书中，朱元璋更是直接表露来意，要求其“识时务、知臣礼”，俨然已将爪哇当成了自己的附属国。
但对于日本，朱元璋的态度就暧昧了起来。
在给日本的第一封玺书中，朱元璋还特意给出了“臣与不臣”两个选择，对日本的偏爱呼之欲出。
从当时的政治局面来看，朱元璋的偏爱，自有他的道理在。
作为抗击过蒙元的小国，在与元朝的激烈对战中，日本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刷到了存在感。
由于是草根出身，所以明朝建立后，明朝君主对待日本的态度，关系到周边小国对明朝的初步印象。
仅仅是这一点因素，就足以让朱元璋对日本另眼相待。
而在遣日的第二封玺书中，朱元璋的态度就更加明显了。
面对斩杀过自己国家五名使臣的日本，朱元璋也并未在玺书中表达出自己的愤怒，而是以一句“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来粗粗带过。
也就是说，即使日本挑衅在前，为了国家大计，朱元璋也并未想过强硬出兵，直接吞并日本。
恰恰相反，在朱元璋的在任时期，明朝对日本的态度，一直都是以防守为主，穿插试图“四夷宾服”的暗示，双方在正面的冲突并未上升到刀枪棍棒的程度。
而那位提出关键意见的刘伯温，也被看作是小说话本的二次加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他，虽然头脑敏捷，为朱元璋建言献策，却远远达不到如此“神化”的地步。
不论史学界最终如何定义“朱元璋吞并日本论”，前朝历史都已成过去式。
也无论是哪个版本，明太祖朱元璋的睿智神勇，都值得我们敬佩称赞。
而刘伯温的那三点建议，虽无法考证真实性，但也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
做任何事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既不要逞一时之快，也不要固步自封，堵塞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