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当我们回顾2022年，一定会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一年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
日益激烈的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各国政府采取的激进气候政策……这一切推动了全面能源危机和粮食价格冲击，从而将全球核心通胀推高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各国央行被迫以比预期更大的增量和更快的速度收紧货币政策，从而结束了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阶段。全球股市市值蒸发了14万亿美元，债市动荡、非美货币和大宗商品暴跌、多个加密货币帝国崩溃。
风云变幻中，展望2023年，世界经济将会谱写一曲由“重置（Reset）、重回（Return）、重启（Reopen）”所组成的三“重”奏。
世界经济秩序的重置
多年来，地缘政治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前景中扮演着次要角色，那是一个国际关系稳定、各国间多边信任程度相对较高的全球化黄金时代。事后看来，过去一年标志着地缘政治出现了深刻而持久的裂痕，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人口结构变化、气候变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2023年，人们会看到世界经济秩序将经历更深和更持久的重置。
2017-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打破多边主义的平衡，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化和可靠性受到怀疑，随之而来的新冠全球大流行加剧了这些问题，迫使世界各国将供应链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置于成本和效率之上。2022年的俄乌冲突使这种对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关注扩展到整个全球供应链。2023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将进一步加速调整和重构。在横向维度，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在岸生产继续扩展，许多公司正在将其制造业务领域转移到全球多个中心，以分散风险，增加弹性，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整合程度可能会降低。在纵向维度，围绕着关键战略资源和高端技术，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日益区域化和集团化，芯片联盟、稀土联盟、锂佩克等相继浮出水面，这将导致一个持续多年的供应链再投资和重置过程。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全球供应链的重塑使经济全球化一直处于巨大压力之下。全球贸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经历数十年的增长之后，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占GDP的百分比在2008年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在50%-60%之间波动。新冠疫情及贸易冲突迫使企业开始构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冗余性，这大大改变了贸易流量，国际贸易现在正在重组，与地缘政治联盟更加紧密。虽然有人认为这可能导致经济全球化程度降低或“去全球化”，但这其实可能是“再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供应链被重组，更多的国家和企业被纳入全球贸易网络。因此，尽管全球贸易已经放缓，但仍在增长过程中。
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秩序的重置可能会导致全球货币体系的重置。当今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仍然反映了二战后的时代秩序。过往几年，美元武器化带来的隐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结束美元的储备地位，但却可能会加速这种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多极世界和国际贸易的重新调整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看到分权货币体系的好处，希望寻找一个替代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很可能会导致两种并行的货币体系的出现：当前的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以及一种正在酝酿的绕过美元的替代体系。
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世界越来越平，越来越小。现在它似乎又变得坑坑洼洼，变得大了。制造业供应链、全球贸易、商品和能源市场、国际币货币体系，在重构和重置的过程中，都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全球金融市场的重回
未来的金融历史学家回顾2010年代，可能会惊叹于人们真的认为利率会永远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实际利率30多年来一直在下降，直至处于人类历史上利率水平最低的阶段，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在低成本资金中畅游，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市场“新常态”。2022年，一场由需求刺激、供应短缺和供应链紊乱导致的通胀风暴冲击全球，在接受中央银行利率调查的82家央行中，有75家提高了利率。2023年，“便宜钱”加速消失，金融市场将重回“旧常态”，一个资本定价适当以产生适当回报的金融市场环境。
由于大幅度的货币紧缩政策，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正在达到顶峰。目前，全球供应链压力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通胀这两个因素都在减弱，这有助于通胀的逐步缓解。然而，核心通胀（即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下降，因为服务业价格的黏性更为持久，同时许多大型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紧张和工资增长率上升的情况并未有效缓解，而绿色转型和再工业化等政策也将在短期内带来更高的生产成本。这意味着2023年将是一个过渡之年，2024年的通胀数字将最终接近央行设定的2%目标。
发达国家央行曾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通胀飙升的严重程度，如今，各国央行正在发出信号，他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减少需求，并制造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美国联邦基金期货显示，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上限（现在为4.00%），将在2023年5月的政策会议上达到5.04%的峰值。同样，预计欧洲央行的存款便利利率，将在2023年7月从目前的1.50%上升至3.03%的峰值。在日本，日元走软似乎越来越可能迫使日本央行改变目前的宽松政策，以允许日本收益率上升。12月20日，日本央行意外将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限从原来的0.25%上调至0.5%，震动了全球金融市场。
2023年，货币制度将重回正统，其特征是实际利率将重新回到正区间并保持在正区间。供应链和产业链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各国转向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绿色转型进程等，都将导致结构性的通胀压力和较高的利率水平。实际利率的快速上升给金融资产和严重依赖债务的部门及国家带来了压力，同时意味着无风险收益率的提高，进入金融市场的潜在增量资金规模在下降，对金融市场的原有定价逻辑也将带来较大冲击。
过去两年，得益于封控行动的缩减以及巨额的财政和货币支持，全球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强劲复苏，但它现在正受到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两大冲击。进入2023年，欧美国家住房和消费者支出中对利率最敏感的部分将进一步疲软，由于对收入、就业、盈利能力和资产价格的连锁影响，这将进一步蔓延到更广泛的消费和经济的其他领域。简而言之，预计2023年欧美将出现由利率驱动的温和衰退。长远来看，去全球化愈演愈烈，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长放缓无法逆转，地缘政治破裂给贸易带来压力，导致商业投资持续疲软，全球经济供给侧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供应增长明显放缓，全球经济将重回低速增长时代。
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启
过去两年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失望此起彼伏。随着中国从动态清零政策转向重新开放，以及近期一系列重要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的强烈政策信号，中国经济有望迎来重启与温和复苏。
疫情管控放开之后，“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当疫情严重时，民众会自发减少流动性，政府也会阶段性加强临时管控，由此形成若干个疫情波峰。根据国际经验，结合当前疫情发展形势，主要的一二线城市有望在近一两周内实现“疫达峰”，鉴于民众防范心理加剧以及新冠病毒对劳动力供应的滞后影响，在重新开放的三个月内，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可能因劳动力冲击而紊乱，经济增长反而会放缓。预计2023年一季度经济可能会延续疲软态势，二季度起宏观和防疫政策将进入密集交互的阶段，其后经济将出现较为强劲的反弹。
受制于疫情影响和预期转弱，内需不振始终挥之不去。2022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1%，其中，11月同比-5.9%。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考虑到这两年居民部门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和疫后“创伤心理”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加强，疫情管控放开后“被压抑的”消费能否如愿展现高弹性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要解决消费“钱和意愿从哪儿来”的问题，仍需要多方面的政策合力。在宏观层面上，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近年来虽上升到38.5%，但在国际比较中仍偏低，不仅低于同期美国的 68.2%、日本的 53.9%、欧元区平均值的 51.1%，也低于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平均值的 57.7%，经济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与创新驱动仍有待时日。
房地产市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变量。2022年迄今为止，大多数房地产活动都经历了两位数的收缩，截至今年11月，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已连续15个月下跌。近两个月，中央和各级政府已经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稳地产政策，包括金融16条、支持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的“三支箭”等，这些措施能有效防范房企风险继续扩大，杜绝未出险房企爆雷，有助于平稳实现房地产风险市场化出清。但也要看到，受到整体宏观经济和行业周期承压，以及疫情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房地产市场销售的复苏将是渐进而缓慢的。2023年，预计房屋销售将略有增长，对GDP增长的拖累也将减少，但需求侧政策的不明朗和房地产开发模式的彻底改变，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将不会像过去那样成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引擎”。在房地产投资放缓的情况下，要保持投资增幅，必须保持基础设施与制造业投资增长，核心则是继续保持对以新基建新能源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
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出口曾力挽狂澜，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单一增长动力。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明显下滑，出口能否继续承担重任将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充分认识到，2023年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政策的发力需要打破三者交错形成的恶性紧缩循环。如果其他人都不愿意增加支出，那么政府将承担最后的责任。预计在春季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将会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
“黎明前总是特别冷”，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这样写道。不管如何，2023年都不会是容易的一年，经济重启和复苏的道路上也充满着波折。 但黎明之后,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希望。
（作者施东辉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