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现代人也称其为“砖家”。是指在某个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并且自己的言语举止能够影响到社会其他人。
照这么说的话，在距今六百年前的明朝大儒，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的道德专家。
道德首次变成一门学科
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人与人相处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行为准则，也是一种大家普遍认同，甚至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理念。
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道德因此被编入正规学科的行列。但宋代是一个主张文化多元、思想开放的朝代，“程朱理学”只是作为一门补充类学科存在，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副科”。
直至朱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和朱棣觉得“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非常符合他们老朱家的需要，便以圣谕的方式将宋代理学与四书五经列为明朝三大主科，尤其强调程朱理学当中“朱熹派系”的学术地位。
虽然把宋代理学抬升到与四书五经并列的地位，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对四书五经的侮辱，但在朱元璋说了算的封建明朝，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呢，除非你不想参加科举考试。
在朱明王朝的极力推动下，主张“气节”的宋明理学，发展道路平步青云，但与此同时也催生了一个极其苛责病态的时代。
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在南宋根本没有人鸟他，结果在明朝变成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同时造就了明代的节妇烈女数量达到封建历史之巅，其总数量占历代总和的七成以上。
因此，有了清代戴震那句著名的感慨“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王朝更迭下的道德权术
凡事一旦过了头，总是要出问题的。果不其然，伴随明代“气节”论的逐步加剧，宋明理学沦为明代士大夫党同伐异的权术武器，更为朱明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历史上，论王朝的灭亡速度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明朝相比。不到数月间，最主要地盘“京畿”失守。
崇祯皇帝在无力回天之际，选择自缢煤山而亡。作为王朝扛把子，崇祯皇帝兑现了“君王死社稷”的承诺，但他的举动却将满口仁义道德的明代士大夫逼上了道德的“死胡同”。
江山丢了，社稷亡了，皇帝死了，作为主张“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士大夫，他们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崇祯皇帝慷慨赴死，没有半点含糊，但留下的这道终极考题，直接揭露了大明臣子的真实水平，也扒掉了套在大明王朝身上长达276年的道德底裤。
崇祯之死，一时间让大明王朝的道德“专家”无所适从。
但是崇祯仍然失算了，他太高估了人性的贪婪与大明士人的道德觉悟，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在王朝更迭的风雨之夜上演。
除了尚有廉耻心的小部分人追随先帝而去，绝大部分明朝旧臣换上崭新的衣服准备跪迎闯王，那些逃窜至深山老林隐居不仕的人都算是有觉悟的。
然而“跪迎”闯王只是一个闹剧的开始，那些大明王朝的道德专家同样“失算”了，没想到李自成败亡的速度如此之快，转眼成了大清的天下。
投靠李自成属于“叛臣”，投降清朝属于“逆臣”。在这个问题上，明朝士大夫还是挺犹豫的，有的人不想归附清朝，毕竟中原跟清朝存在巨大的认知和文化偏差。
于是乎，有人想起宋朝“建炎南渡”的故事，想着“难逃”投奔南明弘光朝廷，但是这条路很快又被另一群道德专家给堵死了。
南明朝廷听说那帮“叛臣”想离开满清，重新回到大明的怀抱，立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排斥，南明当世大儒兼左都御史刘宗周反对的声音最大。
刘御史主张“叛臣从诛”的立场，并且上书弘光皇帝号召南明上下集体抵制北归者，说只要是京畿失守时，投靠李自成者、逃跑者或替李自成充当使者来往送信者，法皆不赦，尤宜诛绝（全部赶尽杀绝）。
听说刘宗周这位南明“道德专家”的建议，北方旧臣立刻躁动不安起来，相当于截断了他们想要“弃清投明”的退路，同时也坚定了北地士大夫为清朝效力的决心。
到此时，弘光皇帝和南明臣子仍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念兹在兹的不应该是所谓的“道德”。古往今来，两国相争接受投降者并不是指望他们出谋出力，而是防止他们为敌人所用。如此一来，那些没有退路的崇祯旧臣能不玩命似的跟着清朝打南明吗？
反对方更是一丘之貉
刘宗周“赶尽杀绝”的观点提出来后，身处沦陷区的士大夫表示不服，以杨士聪为代表的人站出来进行回击，并且提出如下观点：
南北臣俱为一体，要殉死的话，得大家一起追随先帝。凭什么北地沦陷区的大臣就应该死，而你们南地的大臣不用给先帝陪葬。
为了表示己方观点的正确性，杨士聪还引用周武灭殷商的故事。说商朝灭亡时，也只有伯夷和叔齐两位道德高人不肯吃周朝的五谷杂粮，饿死在首阳山。再看先帝驾崩时，北臣已经有数十人追随先帝而去，难道这不是北臣的气节所在吗？哪有朝臣必须死，地方臣可以不死的道理。
此话一出，使得南明大臣脸上挂不住，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此时的道德指责并不是在学术辩论，而是一种权术的斗争。南明也懒得搭理杨士聪等北地大臣，仍然坚持只要你们敢来南地，迎接你们的只有明晃晃的大刀。
过高的期待往往会造成信任危机
道德经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专家”的重点在一个“专”字，“专”的背后代表着稀少。一个社会拥有太多的“专家”，这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民众给予专家太高的期望往往带来的只有失望。
贪生怕死、贪慕荣华是人性；说真话、办真事的是一种出于良心的自觉。人性与自觉的抉择之间，无论选择哪种都是意料之中，只不过是我们对明朝的道德“专家”给予了太高的期待，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该或是力挽狂澜，或是慷慨赴死，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期望所蒙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