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能在天启朝权势滔天的大太监魏忠贤，却斗不过刚刚即位年仅17岁的少年天子崇祯，当中的奥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皇帝的信任。
明朝虽然也存在严重的宦官干政问题，出现了王振、刘瑾、冯宝、魏忠贤等一大批举足轻重的权阉，但受制于明朝精巧完善的政治架构设计，太监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由此，魏忠贤等人的干政方式，与东汉十常侍、唐朝中后期宦官的专权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明朝初年，掌握帝国核心权力的群体，基本上都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建国、拥立朱棣靖难夺位的“勋贵集团”。与满清八旗安逸怠惰战斗力迅速下滑的趋势相同，明初的“勋贵二、三代”也存在着能力严重退化的问题，而相对来说较为进取的文官势力开始崭露头角，如新鲜血液般逐渐注入了高层权力圈。
此时的太监，也正在悄然得进行着一场职能的转变。由于明帝国疆域庞大、事务繁杂，皇帝每天都要审阅有着大量文字的奏折。愈发感到力不从心的皇帝，于是让身边的亲信太监充当秘书一类的角色，分担部分工作量，太监开始接触帝国上层核心事务。
等到明英宗时期，帝国发生了一场关乎生死的激烈震荡——土木堡之变！在与瓦刺骑兵的交锋中，勋贵集团损失殆尽，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凭借北京保卫战的赫赫功劳，顺利地接收了帝国的上层权力，势力日益膨胀。
勋贵集团的失势，使得皇帝直接暴露在与文官集团博弈的第一线。为保持帝国中枢的权力平衡，皇帝刻意提升宦官在朝廷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司礼监从此升格成为了能与内阁相抗衡的重要机构。
至此，明朝中后期“皇帝、内阁、司礼监”三权平衡的政治架构体系正式建成。帝国事务的决策，首先由地方报至京城，由内阁出具详细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和司礼监宦官批准、盖章（司礼监内部也分权，由秉笔太监参与审批奏折，掌印太监负责盖章），最后交于六部、地方实施执行。
整个决策的流程环节，内阁建议权、皇帝和司礼监审批权、六部执行权被分开打散。内阁、司礼监互相牵制，皇帝稳坐钓鱼台宝座，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分权制衡。
因此，从制度设计的角度上来说，即便权势滔天如魏忠贤，也不能直接越过内廷介入外朝内阁事务。同时，在“皇帝和司礼监共同分担审批权”一项上可知，皇帝是太监权力的最终来源。皇帝勤快或懒惰，还有他对司礼监太监的信任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太监权力的大小。
魏忠贤权倾一时的天启年间，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帝王之学教育，本就缺乏驾驭朝政的能力。而且，天启酷爱木器制作、建筑设计，常常通宵达旦乐此不彼得捣鼓斧、锯、凿、刨，心机颇深的魏忠贤专挑皇帝正在兴头上时汇报事务，不耐烦的天启摆摆手让他自己看着办。久而久之，魏忠贤几乎垄断了全部“审批权”，无形之中便是“皇权和司礼监的合流”，三权之中占两权，自然压过了内阁文官一头。
可即便是如此，魏忠贤仍然掀不起动辄废立皇帝的大浪，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明朝的太监掌握不了兵权。枪杆子里出政权，东汉十常侍手掌兵权就敢杀了大将军何进，唐朝中后期宦官手握神策军也有条件发动“甘露之变”，关上大明宫宫门就能把百官杀个精光。
但魏忠贤就做不到这一点，他掌握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只是秘密警察特务机构。明朝沿袭宋代以文御武的国策，武将虽然在政治决策话语权上处于边缘化地位，却也并非是魏忠贤随随便便就能控制得了的势力。
如此一来，魏忠贤就只能在“审批权”和“特务机构”两方面最大程度得折腾。等到最信任他的天启一去世，痛恨太监干政的崇祯刚一即位便迫不及待地收回全部“审批权”，魏忠贤权力的来源被掐断，随后在皇帝和内阁文官集团的合围下，只能落得一个迅速倒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