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是唐朝历史上一个重点的地点，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三次事变，第一次是公元626年，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兄弟之争，这一次李世民完胜；第二次是太子李重俊与安乐公主韦后之争，第三次是李隆基与韦后之争。
这三次事变中，以李世民与李建成之争而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最为人所熟知。以武力夺兵权是政变中最为常用且常见的手段，武力之下必然有人屈服，但这种服多为面服心不服，暴力夺权之后处理不好善后工作，必然导致二次反扑。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弑弟后，站在了太极殿的中央，问鼎权力巅峰，然而此时的朝中大局却并非在李世民的掌握之中。
除了当年随自己一起打天下的秦王府旧臣外，朝中官员并不认可他，当一个王爷李世民的资本已足，然而现在他要当皇帝，依靠的将不能只是秦王府的力量，他必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李建成在朝中经营多年，太子党成员遍布朝野，以宰相裴寂为首的老臣忠心支持李建成，虽然李渊被迫让位，然朝中之人皆知李世民帝位来源，已将他钉在“非德不王”的大帽之下。
李世民的政治才能与他的军事才能相比，更为杰出，他的善后处理工作不仅全面而且细致，稳定了政局，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厚葬李建成、李元吉
玄武门事变前，李世民有多次机会扳倒李建成，众将也曾多次劝他，然而他一直犹豫不决，不愿意背负杀兄弑弟的罪名，受道德谴责，然而最终时局还是将他推到了对立面。
在李渊的诏立太子书中，他竭力为李世民涂脂抹粉，为他正名。
玄武门之变不仅是李世民心中的疤，也是李渊心中的痛，在后来他主持修的《晋书》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
可见无论李世民的政绩有多么好，玄武门之变是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洗刷的政治污点，李世民继位之后，想尽各种办法来减轻自己的道德愧疚感。
他即位后不到两个月，便下令追封太子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且以皇家礼仪下葬，让东宫和齐王府的幕僚都去为他们送葬。在出殡的那天李世民在宜秋门嚎啕大哭。
这哭声中有表演给人看的成分，也有自己手足相残的不忍之心，后来，李世民还将自己的十三子赵王李福过继给李建成。
实行宽大包容的政策
玄武门事变后，太子党四处逃亡，其中不乏手握重兵的，庐江王李瑷、燕郡王罗艺，以及号称万人敌的薛万彻，这些人都曾是太子府的重臣，手握重兵，这些人对新政局形成一股不少的威胁。
当时，有人劝李世民斩草除根，从根本上消灭太子党，甚至秦王府集团中不少人为了邀功准备屠杀太子余党。
他传令下天：“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我既往不咎。”
这样的政策，对太子余党来讲，也是双刃剑，真假难辩，但总有胆大的愿意相信李世民的良善之心，冯立就是其中之一。
诏命下达后，冯立便主动向李世民请罪，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派人在终南山找到了大将薛万彻，对并他说：”秦王已诏告天下，绝不为难太子府之人，大家各为其主，都是不是罪人。
自此，李世民几乎收服了原太子一党，虽然后来李瑷、罗艺再次造反，但都被内部瓦解了。
李世民的怀柔政策为稳定人心、平定朝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有部分人想捕杀太子党以邀功，都被李世民严令制止，为此他还特意下诏以示他绝无任何追究之意。
他在诏书中这样写道：
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信任重用太子府旧吏
从行为上放过太子府旧臣是李世民的第一步，而接下来的这一步，才是李世民的重中之重。
李建成手下冯立、薛万彻都是悍将，当冯立听说李建成被杀后，率领长宫长林军猛攻，将李世民在玄武门的守兵悉数斩杀。
然而第二天，李世民宣诏大赦后，冯立又跑到李世民处请罪，李世民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兄弟，明知太子已死，还杀我那么多将士。
冯立说：”我是太子的将，太子待我不薄，我不能不为他尽忠，说完便趴地上嚎啕大哭。
对于谋士魏征，李世民问出了同样的话，而魏征答道：“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绝不会有今天的遭遇。
显然，李世民不仅没有加罪他们，还重用他们。
史书记载，当时齐王、建成余部中，想要加害李世民的多达上千人，然而李世民不仅赦免了他们，还将他们留在身边为官。一众人等都被李世民的胸怀所感动，拼死相报。
在后来突厥来犯时，冯立率兵抵御，斩杀敌军，俘虏了上万突厥兵。魏征更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谏臣。
历史上政变后的怀柔政策多为诱兵之计，而李世民的善后工作，并非一场表演。李世民能开启贞观盛世，奠定大唐风采，和他杰出的政才能，以及博大的胸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再来看要李世民的善后工作时，不禁叹服，这果然是一代帝王，手段、胸怀皆非一般帝王可以相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