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朝代之一，较之于前代夏商两朝，周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周礼，周礼的存在使得周朝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与前代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冲击，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全面阐述周礼的相关内容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所以了解周礼一般都会以一些具体的事物作为切入点，例如：周朝的车马礼仪
一、车与马都是我国古代百姓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但到了周朝，车马被赋予新的意义，并广泛运用于祭祀、朝觐、军事和田猎等领域
车马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陆行工具。
车是劳动人民与自然界做斗争以求自身生存及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古人类扩大生存空间的必然产物。传说黄帝是最早的造车者，《汉书地理志》、《古史考》等相关历史文献都对“黄帝作车”的事迹有所记载，并说黄帝号“轩辕氏”也是因此而来。
我国早在商代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车。两周时期，车就已经广泛运用于交通、狩猎和军事作战方面。当时，人们还将出行车的数量和装饰作为其象征身份的标志之一，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也会有所区别。
与车类似，早在黄帝时期，马就已经被我国先民驯化并成为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劳动力。周朝时，马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马的使用与车一样是有着严格的使用制度的，不同场合使用不同品种的马匹，以及马的装饰用品，都体现着周代的礼制要求。
例如两周时期贵族车马制度以驾二驾四为常。各级贵族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乘坐二马驾挽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四马-。
而在不同的重要礼仪场合下，用马也有各自不同的要求。
祭祀、朝觐等场合要求马的毛色纯一，显得尊敬、庄严，故尚色；而军事用马并不一定要求毛色一致，但要求马必须强健有力，能够拉动战车往返奔跑；田猎时要求马速相同而且速度快，能够快速追击猎物。
对于这些不同的礼仪要求，《周礼地官牧人》中就有详细记载：
“凡阳祀，用骋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
此外，马的使用是与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以马车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车马在使用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不同的车马，甚至车饰、马饰都与周代等级制度紧密结合，打上了周礼文化的深刻烙印。
由此可见，在周朝，车马不仅仅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直接象征着使用者权力与地位，对周朝的社会阶级分化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二、周朝车马礼仪的核心在于车驾的马匹数量，不同等级的贵族都有相对应的马匹数量。
在周朝，车马属于贵重物品，无论是在西周时期，还是后来的春秋战国，平民都是无法乘坐车马的，即便是国君或贵族赏赐车马都是比较少的，其主要原因就是车马制作繁琐，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车马一般不会出现在民间，能乘坐车马的都是贵族阶层。
但是，车马在周朝贵族的社会生活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周朝贵族无论出行、婚嫁还是参加军事、祭祀等礼仪活动，车马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诗经》中关于军事用的车马描写也特别多，这是因为车马在军事战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强弱往往要看它的车马数量，当然，这其实也在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周朝人的尚武精神。
正因为车马是礼仪不可缺少的，故与周礼有着密切的关系。讲究等级区别的周礼为此制定了专门的驾御制度，以驾御等级对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车马进行规范，使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运用中体现出周代礼制中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富贵轻重皆有称的等级制度。
周代贵族阶级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五级构成。士以下为无爵阶级，其中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为庶人，不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则为奴隶，不仅毫无政治地位，甚至连自己的生死都操于他人之手。
这样的现实直接体现在周礼的驾御制度中，根据《逸礼·王度记》记载：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一”
《逸礼·王度记》中的这段话意思是，按照周朝的驾御制度，天子车驾的马匹数量是六匹，诸侯五匹，卿是四匹，大夫三匹，士人二匹，庶人只有一匹。
当然，这里的马匹数量指的是能够同时驾御的马匹上限，一旦超过这个数量就是违背礼法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每一级贵族都有能力按照这个标准驾御，一些自身条件比较贫困的卿或大夫就会选择减少马匹数量以减轻经济负担。
不过即便是如此，也可见周朝的车马驾御制度确实极其严格。
然而除了不同等级贵族之间有驾御等级的区别外，同一等级的贵族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巨大的不同。以周朝的诸侯这一等级为例，周朝的诸侯大概分为四等，分别是：上公，三公，侯伯，子男。上公的地位最高，仅次于周王，所以上公的车马也是最豪华的。
但是，凡事皆有例外。周礼虽然严格，但到底还是为了天子服务的，所以当现实牵涉天子时，周礼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根据周礼规定，周王的同母之弟因为有功而得封侯的，虽为侯伯，其车服犹如上公。
虽然驾御等级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驾车马匹数的限定，但正是这种以驾车马匹数区别身份等级的驾御制度，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三、西周时期，车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贵族阶级表明自身身份地位的一种种奢侈品，但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它便成为国家军事实力的缩影，直接决定了一国的强弱
虽说车马是贵族阶层才能拥有的奢侈品，是上层人物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社会等级的标志，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是不争的事实。
从《诗经》中也可以看出，王与诸侯、王后与命妇、以及随从官员，都有与之相适合的乘车，甚至不同形制的车饰、马饰也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地位。此外，拥有和使用车马数量的多寡，也是衡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准。
但车马绝对不仅仅只是贵族阶层用于彰显自身身份地位的工具，在周朝人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务都离不开车马。例如周朝人在举行婚礼时，就需要运用车马来迎接新娘，而且此时可以在自身的驾御等级基础上再增加一级，以增添喜庆气氛。
最重要的是，车马也是国力、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以车数量的多寡来衡量国之大小、强弱及其富裕与否，早已成为周朝各诸侯国之间的共识。
而在当时，因为天子拥有绝对数量的车马，用以控制诸侯，以维护宗法制和分封制。所以西周时期各国诸侯皆公认：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天子便开始逐渐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尤其是繻葛之战中代表天子的周桓王被代表诸侯郑庄公打败并被射中肩膀后，天子的威信便开始一落千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由此可见，车马是国家军事实力的缩影，只要拥有更多的车马，诸侯便能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还是以郑庄公为例，繻葛之战后，郑庄公便成为天下公认的霸主，其威望之重连天子也无法比肩，郑国也因此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
正是因此，繻葛之战后，各诸侯国便开始大力发展本国军事实力，并借助强大的军事势力或明或暗地违反周礼中的驾御制度，以满足自身的虚荣心或者实现更加隐晦而深远的政治目的。
从“五礼”中车马的使用情况来看，西周时期，车马的使用基本还维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到了春秋时期，该制度便开始逐渐瓦解，战国时期，车马制度几乎完全破碎，诸侯僭越之举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车马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和交通工具，不仅因为其造价昂贵，用途广泛等特点而成为周朝贵族阶层身份地位的有力象征。也因为自身独有的战争特性而间接影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格局的产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春秋》
《左传》
《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