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史，唐朝和明朝可以说有着不少共同点，诸如他们的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庙号原为太宗，嘉靖帝改为成祖）朱棣，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登基为帝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并且趁势逼宫父亲唐高祖李渊，使李渊是先立他为太子，再禅位于他。明成祖朱棣身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初为燕王，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继位以后，反对削藩，直接起兵造反，是为靖难之役，历时四年，将建文帝朱允炆赶下皇位，自己登基为皇帝。
这两位王朝初期的皇帝，虽然雄才大略威名赫赫，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但是成为皇帝之路，是充满着血腥和黑暗，是极其不光彩的。
但有所不同的是，关于玄武门之变和靖难之役的余波，他们处理的却大有所不同，唐太宗李世民是尽量缩小杀戮的范围，重用以魏征为代表的太子旧部，以安抚人心；而明成祖朱棣则是大杀特杀，以方孝孺被杀为代表，是杀了相当多的大臣，牵连范围甚广。
那么身为文臣代表的魏征和方孝孺，面对同样得位不正的皇帝，为何前者顺从其统治，后者却宁死不屈呢，今天宋安之来说说。
一、太子李建成只是储君，朱允炆却是正儿八经的皇帝
方孝孺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很多人以“愚忠”二字来定义，认为他之所以宁死不屈，只是明朝禁锢思想培养出的愚忠罢了，认为他的死是毫无意义的，没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
其实这个看法是相当片面的，方孝孺的气节还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单纯定义为“愚忠”，因为他面对的情况不同于魏征，建文帝朱允炆可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继承人，是正统皇帝，而朱棣是靠造反这种不正当手段成为皇帝的，即使他是明太祖第四子，在当时人心中也与乱臣贼子无异，在法统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方孝孺自然是宁死不屈。
虽然以今天来看，方孝孺宁死不屈的确属于是愚忠，但是在古代的历史环境下，方孝孺不单是愚忠，他的气节和坚持的信念，还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
而魏征面对的情况就大为不一样了，有着更大的选择权。
首先太子李建成虽然也是“君”，但只是储君，并非正统皇帝，古代提倡的“忠君爱国”，忠的“君”是指皇帝，而李建成只是太子，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而且玄武门之变以后，唐高祖李渊先是立李世民为太子，又禅位于他，等于李世民在法统上得到唐高祖李渊的承认，是正统皇帝，再通俗来，人家老二杀了哥哥和弟弟，皇帝老子都原谅了他，并且传位给他了，等于皇帝老子默认老二是对的，他一个外人也没必要为了死去的老大愚忠了，所以魏征自然可以心安理得投靠唐太宗李世民，为其效力。
二、魏征务实，方孝孺死守气节
魏征这个人其实挺务实的，在太子李建成手下效力之时，就建议战功不足的李建成去征战刘黑闼，平定山东；后来更是建议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将李世民调离京城，或者将其杀死，结果李建成没听，如果听了的话，就没有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了。
等到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以后，魏征更是经常直言不讳，先后上谏了两百多件事，李世民基本上都接纳了，说明他的处理意见还是可以的，不然李世民不会基本上都接纳的。
再说说忠君方面，虽然太子李建成不是皇帝，魏征犯不着死忠这个“君”，但他毕竟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魏征却并没有死忠到底，说明他这个人想得开，只是忠于国家，而非具体个人，所以才投靠了李世民。
综上来说，魏征是个务实派，所以太子李建成一死，李世民登基，他自然本着务实想法投靠了李世民，来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自己的抱负。
再反观方孝孺，则是大为不同了，说通俗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
靖难之役开始以后，方孝孺曾想用反间计离间燕王世子朱高炽和老二朱高煦两兄弟，结果手段太低劣，朱高炽直接诏书都不看，将诏书送到军前，轻而易举地将其破解。
虽然对平定叛乱方孝孺没什么建树，但其他方面可谓是大放异彩，靖难之役开始以后，朝廷讨伐，一切诏旨意檄令，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虽然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却引得燕王朱棣一方道衍和尚的惺惺相惜之心，所以特意对朱棣说道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不能杀了，可以说方孝孺的才华还是很高的。
而在靖难之役如火如荼之际，方孝孺竟然还与建文帝经常讨论是否恢复王莽试验失败了的井田制，可以说很不符合当时局势，太过理想化。
而像方孝孺这种太过理想化，并且很有才华的书呆子，很明显并非务实派，而是那种死守气节之人，所以对明成祖自然是宁死不屈，哪怕不惜为此付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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