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济体在防疫政策放宽之后的6至12个月，CPI同比大多抬升，但通胀走势和升幅与政策支持和收入、放开的秩序和时间相关。政策力度越大、收入上升越多的经济体，通胀抬升越高（如美日韩）。放开越有序、需求暂态冲击越小（日本、韩国、新加坡），放开早、病毒毒性强、劳动损失越大（美国、英国），通胀中枢越高。越南与中国香港出现一定医疗挤兑、中国台湾先放开后达峰，放开后通胀走低或持稳。对中国内地而言，从政策和收入看，疫情三年财政支持力度虽不低，预计疫情影响消退后财政乘数上升支撑内需，但疫情影响较久，过去三年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疫情前，或影响消费反弹高度。从放开时间看，主动放开意味着先放开后达峰，需求短期或承压，下半年或加快释放，且Omicron毒性减弱，劳动力损失或偏低，核心CPI和PPI同比或前低后高，但总体通胀中枢难及美欧。
尽管11月疲软的通胀数据仍在反映疫情扩散对需求的压制（PPI同比在两年低位，CPI环比超季节性回落），但不少投资者已开始担忧防疫优化后，中国是否会出现海外部分经济体防疫放松后通胀升温的情况。本文梳理了8个经济体的防疫放松后的通胀表现，总体上，放开后半年到1年的维度看，核心CPI和总体CPI中枢大多较放开前抬升，但通胀走势与中枢抬升程度与政策支持、实际收入、放开秩序和开放早晚相关。
从广义货币看，疫后主要经济体都做了较大的货币扩张，M2同比普遍创新高，其中，美国货币扩张最多，疫后M2同比高点较2019年高出22个百分点，CPI通胀也最高。而越南货币扩张较少，通胀也相应较低。从财政支持看，美国和日本疫情三年广义财政赤字力度较大，通胀中枢显著高于疫情前。
但从需求看，“财政货币─可支配收入─最终消费”的传导仍有不确定性，放开后需求是否强劲还要看收入的情况。政策支持力度（财政和货币投放）能否弥补疫情对收入的负面冲击，关键是看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能否恢复到疫情前水准，美国、日本和韩国开放前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准，开放后一年消费亦较强劲，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速超过或接近疫情前。英国尽管财政赤字和M2增速较高，但由于疫后经济受冲击较大，可支配收入仍较疫情前有较大的差异，开放后实际消费支出增速亦低于疫情前2个百分点，因而需求或非英国通胀高企的主导因素。
从放开时间看，放开越早，病毒毒性强，劳动参与率下降越多，供给受影响越大。美英在原始毒株时管控就较松，Delta之前（2021年3月至4月）就实质性开放，由于病毒毒性较强，美国因后遗症减少工作或不工作即达160万人，因担心感染而提前退休约145万人，同时还有疫情后需照顾小孩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妇女。目前美英的劳动参与率较疫情前趋势仍有1.5和1.8个百分点的差距，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序靠前，供给受损压力大，通胀中枢较高。特别是英国在需求偏弱的情况下，通胀高企更多是供给因素所致。
中国政策力度不低。从政策支持看，中国的M2同比高点已达12.4%，创六年新高。中国疫后财政力度不弱，2022年各主要经济体财政退坡之下，中国继续进行了大额财政投放（与2020相仿），IMF估计的疫情三年平均广义财政收支占GDP之比达-8.2%，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但疫情影响越久，财政力度也要越大。中国财政力度仍未完全对冲疫情对收入的影响，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较疫前仍有差异。预计疫情影响消退后，居民前期积累的过剩储蓄释放，有利于消费恢复，但过去三年收入损失未完全弥补或一定程度影响消费反弹高度。
中国明年通胀料先低后高
从放开秩序看，主动放开意味着先放开后达峰，短期对线下消费仍将存在一定的压制。明年需求复苏或将经历上下半场，核心CPI和PPI同比或前低后高。上半年，感染的扩散或在初期压制消费和投资，生产或领先消费复苏，尽管有猪菜低基数和猪周期上行支撑（能繁存栏和猪粮比或预示明年1季度末触顶），但近月数据显示猪菜价格亦受疫后需求影响，且核心和服务通胀压力或不大，整体通胀或仍温和；下半年，随着疫情影响消退，前期财政投放带来的过剩储蓄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或将提速，核心CPI和PPI通胀中枢将上升。我们预计CPI同比四个季度或在2.3%、2.4%、2.2%和2.5%，全年或在2.4%左右，PPI同比四个季度或在1.0%、1.1%、1.9%和2.1%，全年或在1.5%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