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1年，朱元璋召见73岁的老僧来复赴宴，席间，来复即兴赋诗一首献给朱元璋，不料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因一字不满竟然当场赐死来复。
根据《七修类稿》记载，当日老僧释来复承诏赐食后，谢诗一首：
“……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
从诗中的内容来看，字字句句皆为颂赞之词，与当日载歌载舞的氛围极为相符，甚至在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释来复对朱元璋的奉承之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首席间的即兴之作，却惹来了朱元璋的雷霆之怒，刚才还笑容满面的朱元璋，突然变了脸色，称释来复在诗中用了一个“殊”字，乃暗喻“歹”、“朱”，是故意借诗暗讽。
此前一直深受朱元璋器重的老僧，在他口中也变成了“奸僧”。来复听到朱元璋的话，自知不能活命，随即“玉箸双垂，圆寂于丹墀之下”了。
在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中，他花费大量笔墨，将朱元璋所兴的文字狱事件全都汇集起来，释来复被赐死的事件只是其中之一。
从这一点来看，朱元璋似乎经常会兴起文字狱杀人，释来复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冤魂而已。
但朱元璋身为草根皇帝，一生杀伐果断，御人有术，当皇帝以来更是表现出王者风范。他突然动怒杀释来复，真的就只是因为献诗时不小心使用了一个“殊”字吗？
笔者以为不然，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释来复古稀之年被杀一事，背后其实另有隐秘。
关于释来复的俗姓，一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释来复俗姓“明”，这种说法流行于明朝时期，最早载于《传信录》，后世多个版本引用此说，这种说法也是后世传播最广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称释来复俗姓“黄”，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元末明初所著的《续书史会要》；
第三种说法称释来复俗姓“王”，这种说法载于明末清初所著的《补续高僧传》，此后清朝不少著作都沿用了这种说法。
一般按照史学的角度来看，史料记载越早，越靠近被记载人的年代，这样的记载相对而言就越真实，但释来复俗姓的问题，却并不能依据这个规律来判断，因为释来复俗姓“王”的说法虽然出现较晚，但可信度却要远高于前两种。
因为“王”姓见于明初官编的《清教录》，记载的是释来复招供的内容，来源可靠。而其他两种俗姓，都没有可靠来源，也没有佐证，在释来复好友宋濂为他作的像赞中也未见提及。
除了俗姓有争议以外，释来复的出身争议也非常大，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曾在元朝曾仕至学士，后来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明朝，为了避祸，这才隐居到寺庙出家为僧。
但笔者检索了《元史》从三品以上高官的名字，并未找到，甚至与其相关的资料也没有。如果他真的在元朝仕至学士，应该会在史书中留下痕迹才对。
而且，在《清教录》之中，也没有任何有关释来复在元朝出仕的记载，如果真有此事，释来复根本不可能完全隐瞒。
如果他未曾在元朝出仕，那么杨士奇称释来复乃“自幼出家”的说法，可信度就大大提高了。
释来复出生在元朝时期的富州，自幼出家为僧。在寺庙期间，饱读诗书，研习佛法，喜爱吟诗，对儒学也有很深的研究。
元末天下大乱，刀兵四起，释来复多次受邀主持各寺，宣扬法学，威望日盛。士大夫们听闻他的名声以后，邀请他到著名的灵隐寺做住持。
有了士大夫的支持，加上灵隐寺的加持，释来复逐渐成为江南的著名僧人。
朱元璋称帝以后，崇尚佛教，对儒僧更是格外重视。为了参悟佛学，他遍邀各地名僧到南京与他参禅论诗，释来复便在受邀之列。
朱元璋与释来复一见如故，两人相谈甚欢。在宋濂所作像赞中可以得知，释来复曾“两至南京”，期间待遇非常高，甚至被允许到内廷用膳。
不过，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既不是宗教学者，也不是文人墨客，自然不会真的因为个人喜好就将大量时间花在与僧人交流上。
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如果想要明朝稳固昌盛，必须要管理好宗教，尤其是佛教。
朱元璋文化不高，仅凭临时抱佛脚学来的佛学，自然无法服众。但朱元璋善于用人，更精于帝王之术，很快就将释来复发展成可以为自己所用之人。
洪武十四年六月，僧司衙门正式建立，主要职责就是管理佛教。与此同时，朱元璋还着手准备在京城设立了僧录司，并于次年四月完成。
僧录司的职权更大，“掌天下僧教事”，释来复出任僧录司的左觉义。该职位权力极大，主要负责“检束诸山僧行”，凡有违反清规者，皆有权入罪。
同时，朱元璋还将天界寺的钱粮大权交给释来复。如果说左觉义的职务给左觉义释来复带来的是实权，那么掌管天界寺获得的就是实惠。所以，释来复在当时可谓是名利双收。
释来复死于文字狱，虽然见于史料，却依然饱含争议，因为朱元璋杀73岁的释来复，必然有非杀不可的原因，必然不会无故背负滥杀的恶名。
关于释来复的死因，最主流的说法当属受到胡惟庸案牵连而被凌迟处死。如果是谋反重罪，朱元璋对73岁的释来复痛下杀手就不足为奇了。
毕竟，77岁的李善长因为胡惟庸案的牵连都被朱元璋处死，更何况释来复呢？
所以，释来复被处死的真相，并非因为一个字，而是牵涉到胡惟庸案中，惨遭凌迟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