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谈起魏征，大家都会想起其与唐太宗之间的美谈，两人被公认为君臣的典范。一个秉直上书的臣子自是好臣，但这也需要一个有博大胸怀的帝王，因而，但从阴谋论上说，两人各取所需，魏征成一代名相，唐太宗需要一个好的形象掩盖自己囚父杀兄的罪名。但是在魏征死后，曾为他废朝五日的唐太宗命人将他的墓碑给推倒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又是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惨烈结局吗？
《旧唐书·魏徵传》这样写道：“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据此，魏征的墓碑被推倒是因为被侯君集连累和私自将谏诤言辞给史官。那么，就要对这两件事一一探究了。
首先，来看看侯君集事件是怎么回事。侯君集，征讨吐谷浑、攻灭高昌，也算是战功累累。可坏也坏在自己居功自傲上。在攻破高昌后，将宝物据为己有，擅作主张、私吞财物本是一件大罪名，毕竟是越界和腐败的范畴了，他回朝后被囚禁，虽然后来被放出来，但不知悔过，“志殊怏怏”。
而这种心怀不快就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了。太子李承乾担心自己被废，就和侯君集商量策划着谋反确保自己的地位，甚至企图“更上一层楼”，富贵险中求，侯君集也想换朝天子以换地位。李承乾谋反事情败露，侯君集也被人抖出来 ，下场不必想，这种谋反罪名自然是要判处死罪。
可就是这么一个心怀不轨、密谋造反的人被魏征推荐、重用，这也让人疑惑，魏征是否实际上不同于其表现的刚正不阿，反而是个拉帮结派、培植自己势力的人？此次谋反的背后是否有魏征的身影，即使魏征已经死了却还有顽固的势力？
这时候的唐太宗，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锐意进取的唐太宗了，晚年时期，唐太宗自信不复，开始疑神疑鬼，对于权力的把控欲也逐日膨胀，自己眼皮子底下的这种动作自是不能忍，没有一个帝王希望朝堂之上一边倒，最好的局面是朝中大臣相互制衡，帝王超然物外，玩弄权衡之术，可以接受自己提木偶似的对待臣子，却不希望臣子玩着“反掌握”，这种猜疑，唐太宗不得不猜忌起了魏征。
再来就是魏征私自将谏诤言辞给史官。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啊，将话传给史官，这不是可使史书翔实，让人更了解当时的历史吗？但是，有些东西却不是能随便往外泄露的，对外泄漏与最高统治者的对话涉嫌泄露机密，也许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但蛛丝马迹都会引向大致的结果。再者，太宗与魏征的关系是一种如上文所说的政治手段，那么太宗苦心孤诣给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倘使对话中有些事情、有些话不该说或是不能这么说，对话泄露出去，会暴露太宗的品行，那么，唐太宗不就白费苦心，反而凸显魏征的聪明才干、直言善谏吗？这只会让唐太宗认为魏征是一个造作之人。
确实，唐太宗与魏征有了一定的间隙，但在后来的战争中，也感受到了魏征的作用，让人重新立起碑墓。
魏征的下场并没有很惨，只是一时的碑墓问题和解除婚约，可实际上，魏征去世后，“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荣光仍在，凌烟阁排行中魏征位列第三，这种死后的偶有猜忌并没有产生什么过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