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在位时，忽必烈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事，后受封于京兆。
忽必烈在此期间招揽汉族儒士，整饬军政，并主持发起了穿越草地雪山的大理远征，完成对南宋大包围战略。他在此阶段积累了人望，得到了很多汉族将领的效忠。蒙哥死后，忽必烈自前线回师，与同母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并即汗位于开平城，建元中统。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诏迁都大都，四年后建国号为“大元”。此时，他开始向一位传统意义的中国帝王转化，重用儒家士人。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伯颜等大举伐宋，两年后攻陷宋都临安，最终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
统一全国后，相继重用阿合马、卢世荣及桑哥专理财政。同时接连派兵远征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然多以失败告终。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病逝，享年八十岁。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忽必烈是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
1、书同文
他在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十三日诏令施用蒙古新字，按《元典章》的记载：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己。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从中可以看到，忽必烈所令创制之八思巴文，其志向远大，企图“译写一切文字”。这是在秦始皇之后，又一次企图让全中国“书同文”的宏大设想。
虽然，诏书中确定“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实际上只是作译写转译大元帝国内各种语言用,同时各地文书也各有本地文字附写于侧。
此时的八思巴文尚且被称作“蒙古新字”。之后, 至元八年正月颁布的诏书宣令：今後不得將蒙古字道作蒙古新字。
这条命令是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颁布的。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八思巴文作为大元政权文字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强调。它不是同既有的蒙古语言、回鹘文书写相对应的“蒙古新字”，而是作为大元政权的“国书”。
明洪武九年(1376年)的《书史会要》是这样说的：
帝师巴思八，土波国人，法号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共三十有八字。且夫有元肇基朔方，俗尚简古，刻木为信，犹结绳也。既而颇用北庭字，书之羊革，犹竹简也。及奄有中夏，受命巴思八，采诸梵文，创为国字，其功岂小补哉！字之母，凡四十一：……
八思巴：（藏文：འཕགས་པ་ 1235年3月6日－1280年12月15日 ），全名八思巴.罗追坚参。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首领，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第一任萨迦法王，元朝第一位帝师。
萨迦派率先向蒙古大军投降，因此在蒙古帝国的地位直线上升。元宪宗元年（1251年），八思巴继萨班后成为萨迦派首领。因通晓五明，又称班智达。元宪宗三年（1253年），拜谒此时还是宗王的忽必烈，为其施灌顶礼，被奉为上师。忽必烈即位后，他就被尊为国师，统领天下佛教徒。
八思巴
八思巴受命创造一种能“译写一切文字”的文字后，本能地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蒙、汉等多种文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即后来所称的八思巴字。同年，忽必烈下诏将蒙古新字颁行全国，使之成为元代的官用文字。
八思巴字可以用于拼写蒙古语和译写国内各个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如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此外，还包括用以转写梵文。实际上，八思巴字类似如今通用的国际音标体系，只不过现代的音标使用拉丁字母，八思巴文字是藏文字母的变体，而藏文字母来源于梵文字母，语言学家杨耐思称八思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实际上在唐朝就已经有了汉语拼音三十字母方案：唐末沙门守温创制了三十个声母代表字，是在佛经梵文影响下的第一次汉语拼音尝试。宋朝无名氏将守温三十字母进行扩充，形成三十六字母，初步反映了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
而藏文字母拼写汉语实际上也在唐朝发生过：在吐蕃攻占敦煌等河西走廊地带后，本地的汉人在吐蕃文化影响下发展出了一种以吐蕃字母拼写汉语的文字，用来翻译佛经和书写信件文书。
按照忽必烈的圣旨，他对八思巴文的期望值很高，有着“书同文”的宏大构想，这点可从他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的诏令看出来；颁布命令直接将八思巴文字提升到大元帝国官用文字的地位。
2、八思巴文字什么样
在实际应用中，元代的八思巴文官用文字与元代各族诸文字在功用上不尽相同，因此二者得以长期并行。
《法书考》
只要去去过西藏旅行的朋友，就能看出八思巴字和藏文非常相似。
盛熙明,元代西域龟兹人, 后移居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为元顺帝妥欢贴木儿时奎章阁书史, 书法理论家，写了《法书考》一书，搜集了自东汉摄摩腾以来众多著名西域书法家加以评论研究。他本人精通梵、蒙、汉、龟兹等六种语言书法。他是八思巴文字的推崇者：
……惟我皇元兆基朔方，俗尚簡古，刻木為信，猶結繩也。既而頗用北庭字，書之羊革，猶竹簡也。蓋天將徼世以復古。奄有中夏，未遑於制作，乃詔國師拔思巴，采諸梵文，創為國字，其母四十有三：借汉字释音，并开口呼之。汉字母内，则去……三字，增入……四字。切韵多本梵法，字势方古严重。凡诏诰、表章、鸿文、大册并以书焉。”
这是汉语“孔家”的印章
除了让各族文人推广八思巴文之外，八思巴文在颁布之后，元朝的统治者还先后于中央以及地方设立了专门学习八思巴文的学校，招收那些百官子弟跟百姓当中优秀的孩子入学。还规定了官方使用的文书、印玺等地方都要使用新文字（现代留存很多八思巴文印章）。而且，考虑到文书受众面并不广，于是元朝统治者还发行了印着八思巴文的钱钞，好令其他的普通百姓都可以接触到八思巴文。
可惜的是，虽然元朝宝钞是全世界第一种官方发行的纸币，但是因为货币超发，于是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元朝的最终崩溃也和此有关。由此，纸币的名声大坏，连带钞票上的八思巴问也无人问津了。
金制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 背刻双钩体八思巴字蒙语"防务千户，准行君帐’
当时还出版了一部《蒙古字韵》，专门作为八思巴文字与汉语对照检索的工具书，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比较全面的韵书。本书编著于1269～1292年之间，编著者已失传。元刻本流传至清代道光年间，后亡佚。现在仅存一个旧写本，是元至大戊申（1308）朱宗文（字彦章，信安人）所做的校订本，也已流失国外。其中共收八思巴字 814个，残阙处可补约35个；共收汉字9149个，残阙处可补约302个。
本书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通用备检之本”，大致可以理解为一部八思巴拼音检索汉字的字典。它反映元朝汉语共通语语音最全面最系统，成为研究八思巴字汉语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很重视这个文献并进行整理、转写、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本书又可以作为考译、解读八思巴字文物铭文的参考。
不过八思巴文的推行最后还是失败了。
3、失败的文字
八思巴文在元朝具有官方钦定的正统性，但它从诞生之日起，虽然一直被使用在政府公文系统内，但是根本没机会替代已有的各种书写文字。八思巴文最初就只作译写之用，转写诸文的同时象征着新的蒙元帝国政权的兼容并蓄。
这种文字简单来说是一种拼音字母，为了兼通各种文字的书写，这种拼音非常复杂，各种拼写规则之外，还单独为汉语、梵文设立专门的字母。复杂就意味着难学，难学就妨碍了普及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八思巴文字的问题：
首先，这种文字的出现是因为政治需求，官方强推的文字系统。八思巴文全靠政府推广，八思巴文的经费开支大多数都来自于朝廷的投资，教师也是由朝廷进行分配。但是，忽必烈时期，大元帝国与西方诸蒙古汗国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分裂。当时各个汗国早就有了自己熟悉的文字系统，因此八思巴文极少有机会流传到诸国。
其次，八思巴文字不考虑语系、语族等各民族语言学的差别，相当于企图用国际音标来书写所有语言，会在各种语法上碰壁。中古汉语据说有2000多音节，八思巴字把所有字母用上，也只能有 850多个拼写音节来反映汉语，要完全拼写出汉语语音得靠其他附加规则（具体的我也不懂了）。而且，八思巴文直接忽略了汉语的声调，完全是个很别扭蹩脚的拼音方案。
圣旨
蒙古语是多音节语，而八思巴文却沿用了单音节语的藏文性质。多音节语就得以单词为单位连起来写，单音节语就得以音节为单位分来写。比如英语就是以单词为单位写，不能以音节为单位写，汉语刚好相反。历史上的契丹小字要以单词为单位写在一起，西夏文则以音节为单位分开写。各族不同的语言性质决定了这种现象，而八思巴文把蒙古文音节一个个分开写，完全不适合蒙古语。
对于在本土最常使用的汉语和蒙古语来说，八思巴文并不比长期使用的汉字、回鹘文简单，拼写上也不是很准确，各民族自然也不会主动抛弃已有的超方言的书写系统。
最后一点：元帝国境内主要民族都有其传统文字，帝国疆域太大，各民族语言也不相同，用一套文字拼写语音，书同文实际上也没啥用，语言还是不通的，反倒为了照顾各种不同的语音，八思巴文变得非常复杂，一般人都学不会。
八思巴文字既然学习书写和使用起来并不比当时的汉字、回鹘文简单，文化底蕴也不如汉文那么深厚，自然是无法推广了。
元覆灭之后，八思巴文的使用也被废止了，忽必烈的雄心最终成了泡影。但在北元及其后继者中仍有使用。17世纪五世达赖在瓦剌的帮助下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八思巴文在之后藏区的印章上继续使用。这里的八思巴文已经被作为一种特殊的藏文字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