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报父仇，用以讥刺严氏，这是王世贞及其门人创作《金瓶梅》的重大原因。但是《金瓶梅》中并没有出现严嵩。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讥刺严氏的目的呢?
王世贞将《金瓶梅》故事展开的背景特意放在宋代的徽宗朝，并非常突出而醒目地写了徽宗朝的蔡京专政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徽宗朝的蔡京专政
与嘉靖朝的严嵩专政太相似了，太突出了，从而使后人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用心。
事实亦正是如此，明末人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如沈德符所说的“指斥时事”，廿公所说的作者的“寓言”，“盖有所刺也”，弄珠客所说的“作者亦自有
意”，欣欣子所说的“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已对作者的假贬蔡京专政之名而实斥严嵩专政之意的良苦用心了然于胸。
吴晗先生也说过，作者有意要淆乱书中的事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他无法离开他的时代，他的现实
生活。
这是很有道理的。遗憾的是吴晗先生在考察《金瓶梅》的时代特征时，只注意到了书中的一些较为细小的问题，如人物的一句对话，一个简单的情节等等。
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却忽略了对书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重大事件的考察。 他对书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就未置一辞。
无疑，这不是一个疏忽。因为他是否定“嘉靖说”而主“万历中期说”的，而万历朝并没有类似于蔡京专政这一类重大政治事件。
但是，要弄清楚《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就不能不对书中关于蔡京专政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事件，加以认真的研究。因为它对考明《金瓶梅》的时代特
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只要我们确切地搞清楚，《金瓶梅》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实指嘉靖朝的严嵩专政，那么该书的时代背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嘉靖说”也就有了无以推倒的
坚实的基础。
《金瓶梅》第一回，开宗明义，有一段重要叙述：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
第三十回又说：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
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
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第九十八回，借韩道国之口云：
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
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
这三段叙述，几乎写到了徽宗朝蔡京专政，从起家到败亡的全过程。
《金瓶梅》是一部人情小说，主要写身居山东清河一隅的恶霸、富商、官僚三为一体的西门庆的发迹和衰败的过程。照例说，它是可以和其他人情小说那
样，不涉及朝廷大政的，或者稍加涉及亦未尝不可。
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却偏偏要在一个朝廷的衰败这样一种重大的政治形势下，来展开他的一个平凡的西门庆的故事。
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深刻之处。纵览《金瓶梅》全书，它使我们看到，上有徽宗荒淫失政、权奸当道，下有西门庆之流横行乡里；
而且上下勾结，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织成一张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天罗地网。这是一幅多么真实的封建王朝从上到下整个地烂下去的清晰图画。
而这一幅图画不正是嘉靖朝严嵩专政，谗佞盈朝，豺狼遍野，百姓倒悬，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吗?下面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历史上的徽宗朝蔡京专政，长达二十年之久。虽因他遭弹劾而三次短暂罢相，但在长时期里，与童贯等掌握着全部军政大权，朝政极度腐败；
而历史上的嘉靖朝严嵩专政，同样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也屡遭弹劾但没有罢相，长期与其子严世蕃执掌大权，朝政同样极度腐败。
历史的这种巧合，为《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利用蔡京专政来影射严嵩专政的机会。
这种一般的类比，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在作者有意淆乱某些史实的地方，却使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金瓶梅》第一回，所写徽宗帝“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
第三十回亦说徽宗时“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但是一查宋史，不对了。
徽宗朝并无“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却有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之称。《宋史·钦宗本纪》载：
太学士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事在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
《宋史·陈东传》又载：
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
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这里的“六贼”之称，是个特定的概念。这个概念用之于蔡京专政则可，用之于严嵩专政则不可。
《金瓶梅》中却也有“六贼”之称。第七十回写群僚庭参朱太尉，斥权奸误国，有回末诗一首云：
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
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
上引第九十八回也明说：“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倒了。”
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是深知蔡京专政时的“六贼”之称的，为什么在第一回、第三十回要改成高、杨、童、蔡“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呢?
作者的这一有意改动，十分醒目地透露出，他明写蔡京专政而实写严嵩专政的用心。
原来嘉靖朝严嵩专政时，实有四个奸党，人称“四凶”。《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巡按四川御史谢瑜上言：“尧舜相继百四十年，诛四凶。而陛下数月之间，转移之顷，四凶已诛其二，如郭勋、胡守中。而其二则张瓒、严嵩是也。请陛下
奋乾断，亟谴之，以快人心。”（事在嘉靖二十一年冬十月。）
查明代列朝，四个奸臣同时横行朝中之事，唯嘉靖一朝而已。作者的这一有意改动，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明斥蔡京专政而实指严嵩专政的良苦用心。
这是“嘉靖说”的一个铁证，很难再作其他的解释。
《金瓶梅》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揭露了蔡京集团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以致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
除，朝政腐败，赃官污吏横行天下的严重罪行。
这不仅是对历史上的蔡京集团的深刻批判，也是对严嵩集团的深刻批判。
蔡京上台以后，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异己，欲置死地而后快，同时卖官鬻爵，网罗亲信党羽以巩固其罪恶统治。
他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死者削官，生者贬窜；将向太后执政时的五百余臣僚降责；称变法派章惇等十余人为“党人”予以贬逐；把政见不合
者张商英等人落职出朝。
严嵩完全步了蔡京的后尘。沈炼曾上疏历指严氏十大罪状遭贬谪，后严氏又诬指沈氏谋叛而惨遭其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再劾严氏十大罪状，严氏又阴谋加
害；严氏还借边防大事作为陷害手段，陷内阁首辅夏言、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遭斩; 王世贞父王忬的被杀，也为严氏陷害所致。
蔡京与严嵩都善于网罗亲信党羽，以致党徒鹰犬布满天下。蔡京为“六贼”之首，六贼中的童贯、朱勔、王黼等均为其亲信党羽。
蔡京的姻亲胡师文，因助蔡搜括民财有功，而被起用入朝为户部侍郎。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絛都官至大学士。严嵩收罗的鹰犬则更盛于蔡京。
对此，《金瓶梅》都作了深刻的揭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写蔡京网罗亲信的重要手段是广纳“干儿门生”。第三十六回，写西门庆结交蔡状
元：
看官听说：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蔡京门下，
做了假子。升秘书省正字，给假省亲。
为蔡状元省亲道经清河事，蔡太师府管家翟谦致书西门庆，“望留之一饭”，并专门说明蔡蕴“乃老爷之假子”。
可见太师“假子”这个地位何等重要，为谋得假子的地位，西门庆亦百般钻营，首先是以重礼贿赂翟管家，以后又趁蔡京寿诞之机，进京拜寿，以二十杠金
银段匹的巨额贿赂，投蔡京所好。
假子的地位便遂手而得。从此，西门庆成为蔡京心腹党羽，不仅能够横行乡里，连巡按之类的大官亦不在话下，起码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
对此，《金瓶梅》第二十七回、三十回、五十五回都作了详细的描写和揭露。而书中特意点明“蔡太师门生”者，有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第十回）、东京开
封府府尹杨时（第十四回）等人。
可见蔡京之“干儿门生”确是不少。但是，查宋代史料，似乎蔡京以广纳“干儿门生”以成鹰犬之事并不突出。
那么《金瓶梅》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挞伐呢 ? 原来这恰恰是严嵩网罗亲信的一个极重要又极突出的手段。
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说严嵩“干儿门生，布满天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初，（赵）文华为主事，有贪名，出为州判。以赂嵩，得复入为郎。未几，改通政，与嵩子世蕃比周，嵩目为义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
《明史·奸臣传》写到严嵩的另一个假子鄢懋卿，“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昵，……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
邑吏膝行蒲状”，“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
这可以说《金瓶梅》明写蔡京实刺严嵩的又一证据。
《金瓶梅》中的蔡京倚仗权势，招财纳贿，豪夺民财，生活侈奢腐朽，与历史上的严嵩也极为相像。 严嵩专政时，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无不以贿赂解决
问题。
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嘉靖十五年，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时礼部选译字诸生，嵩至，即要货贿己。而苞苴过多，更高其价”。
十九年，巡按云南御史谢瑜上言：“选译字诸生，通贿无算；宗藩有所陈乞，每事征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动以千计；至于赍诏官役，去索重贿，旋索土
物。”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表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受焉，嵩乃题覆从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
怀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亦受之，为覆允。”
犯官仇鸾，罢职闲居，“以重赂严世蕃”，得宣府、大同总兵之要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曰：“府、部之权，皆挠于嵩。而吏、兵二
部，尤大利所在。将官既纳贿于嵩，不得不剥削乎军士；有司既纳贿于嵩，不得不滥取于百姓”。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金瓶梅》中多次写到蔡京收受贿赂的事。例如第二十五回，写到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
放”。
《金瓶梅》还两次写到蔡京寿诞，朝中官员及全国各地官府都要送上巨额寿礼，名曰“生辰杠”。
单西门庆一次送生辰杠就是二十杠金银。据田艺蘅《留青日札》载：“嵩贼生辰，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绮，以珍珠为缨络，以珊瑚为阑干，
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灿烂，眩目骇人，以供一时之玩，以悦奸臣之心。”
《金瓶梅》巧妙地利用了蔡京与严嵩收受生辰杠（历史上蔡京收受的称“生辰纲”，《金瓶梅》中称“生辰杠”）这一巧取豪夺的同一手法，加以尽情揭
露，可谓一箭而双雕矣。
由于大肆搜刮纳贿，严嵩家财富比皇家。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
据《明史》列传一九六所载，严氏“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
《金瓶梅》第五十五回写蔡太师府，乃是：“堂开绿野，仿佛云霄；阁起凌烟，依稀星斗”，“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俨然是一座“宝殿仙宫”，
巍峨壮丽不减朝堂。
因为西门庆只在大堂上拜见太师，故未写及太师府的花园。但书中却着意描写了西门庆花了半年多时间，精心建造的一座大花园。
第十九回写花园落成，“里面花木庭台一望无际”，“四时赏玩，各有去处”，楼台亭阁，奇花异树，应有尽有，还特别提到“曲水方池”，“游鱼藻内惊
人”，可见园中还有一片池塘。 这与严府的花园何等相像。
查宋代正史，蔡京府第中似无人工池塘的记载。 而明史中却有严府“堰水为塘数十亩”的记载。
《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氏花园当是严氏花园的艺术再现。
《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写到蔡京事败，“家产抄没入官”。历史上的蔡京于靖康元年，以“烧香”为名逃出东京，在亳州被贬官流放，并在流放途中死于潭
州，正史上并没有籍没家产的记载。但严嵩事败却是抄了家的。
明史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严嵩削籍，没其家”（《明史纪事本末》），“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
（《明史》列传第一九六）。
据陈诏先生考证，《天水冰山录》中记有严嵩的抄家物资清单，其中有：“水晶嵌宝厢银美人一座，重二百五十六两”，“金福字壶一把”，“玉桃杯七
个”，“狮子阔白玉带一条”，“镀金厢檩香带三条”，“镀金厢速香带五条”等。
而《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送给蔡京的寿礼中有“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
第五十五回所写的寿礼中又有“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等。可见书中所写的贺太师寿礼，与严嵩抄家物资的名目，诸多相类。
另外，《金瓶梅》中还写到，李瓶儿有一张“螺甸厂厅床”，潘金莲叫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也买了张“螺甸有栏杆的床，两边槅扉都是螺甸攒造”（二十
九回）。
而严嵩的抄家物资中也有“螺甸大理石床一张”，“堆漆螺甸描金床一张”的记载。
这些不也是《金瓶梅》明讥蔡京实刺严嵩的重要证据?
根据以上的初步考证，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宋起凤所说的“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这是有根据的。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金瓶梅》中的蔡京就是历史上的严嵩，因为《金瓶梅》是小说，而不是史书。
我们当然不应该如历史上的索隐派那样，去考证书中的什么“微言大义”。但是为了弄清楚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必须从书中找出其时代的痕迹。
《金瓶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就是《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这是“嘉靖说”所以能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据。
当然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客观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金瓶梅》所展开的西门庆的故事的政治背景，是朝廷中的一个奸相的专政，而万历中期恰恰就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政治背景，我认为这是持“万历说”者所
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是其说之所以不能成立的根本原因。
当然，单凭这一条（尽管它是最根本的一条），来证明“嘉靖说”的正确，还是不够的。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