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泓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瓶颈，第一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短板”，第二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不足，第三是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不足。
·“中国过去就是科学技术与产业落地‘两张皮’分得太清楚了，论文和专利向生产力转变的转换率很低，现在正在逐步克服这个问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 图片来源：2022浦东国际人才港论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第一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短板’，第二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不足，第三是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不足。”12月7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在2022浦东国际人才港论坛上，发表了主题为“VUCA（乌卡）时代数智赋能，打造浦东聚才汇智‘新高地’”的演讲。
VUCA（乌卡），由Volatile、Uncertain、Complex、Ambiguous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分别是不稳定、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意思。汪泓认为，在当今乌卡时代，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全球经济受到重大、不确定的因素挑战，有序变成无序，黑天鹅、灰犀牛现象层出不穷，新旧矛盾不断交织给全球各国带来巨大挑战。在此基础上，她谈到乌卡时代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新要求和浦东打造聚才汇智“新高地”新战略。
就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而言，汪泓在会后接受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采访时谈到，“科技创新有基础的、原创的研究，比如研究宇宙、暗物质，这些马上商业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科学技术创新的产业是支撑不起来的。中国过去就‘两张皮’分得太清楚了，论文和专利向生产力转变的转换率很低，现在正在逐步克服这个问题。”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世界第一，但转化率较低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迈入了一个平台化、智能化的时代。对比2000年前和今天，数字经济从原来简单的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到今天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以及深刻支撑制造业和服务业，重塑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汪泓说。
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2月7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7.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美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一，规模达15.3万亿美元，在数字企业全球竞争力、数字技术研发实力上遥遥领先。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65%。
“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主体由发达国家主导转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并行。发达国家依然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主体，但中国在数字经济中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经济领域形成了发达国家（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双轮驱动’的格局。”汪泓说。
汪泓认为，实体经济和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是支撑中国转型和与世界合作的重点，中国的优势是人口众多及产业的高度协同性。“美国的金融特别发达，它可以把资源和产业布局在全世界，这就使得它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比例下降比较快，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有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同时，产业的变革、数字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科技创新，促使专利进一步增加。据11月21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21年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达159万件，居于首位；其次是美国（逾59万件）和日本（逾28万件）。
“随着这几年中国研发的投入不断增加，中国专利数现在已居世界第一，美国居第二，但是美国把专利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比我们更快。”汪泓谈到。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1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5.4%，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46.8%，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相比之下，美国高校专利转化率约为50%。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三大瓶颈
“中国虽然突破了火星探测、月球探测等核心技术领域，但‘卡脖子’的地方依然不少，如在先进制造及其相关元器件的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核心工业软件、数据库方面亟须提升。”汪泓说，“核心技术买不来要不来，只有我们不断创新提升，才有核心竞争力。”
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9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年销售量达到27.1万台，同比增长50%，再次突破历史，创造新纪录，同时中国也连续第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全球销量占比超过50%。但在将近30万台的销售量中，只有8.7万台工业机器人属于我国自主研发品牌。也就是说，剩下将近70%的市场，全部被外资企业占据。
汪泓认为，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短板”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三大瓶颈之一，第二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不足，“科创头部企业非常好，但是量大面广，涉及到民生的中小型企业和全中国的一亿六千多万中小个体户企业转型很难，因为资金、资源、人才的局限，所以无法有效转型，所以超过80%中小微企业尚未开展数字化或处于探索阶段”。
第三，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不足。汪泓谈到过去在宝钢工作的经历，“10年前，宝钢以生产工人为主体，有2万多个职工，而10年后完全是一个无人工厂。这2万多个职工不可能转到高科技领域，他们只能回到地区做社区的管理者或提前退休。反过来看，人才空档背后是需要通过新型教育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来减少或弥补缺口，短时间内挑战非常大。”
造就钱学森式的“国家队”团队
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到2025年底，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增加值力争达到3万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大于60%。
谈到乌卡时代上海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汪泓认为，由于乌卡时代的高度不确定性、模糊性、复杂性和快速变化，原来的产业生态、组织分工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未来的人才应具备批判性思维、数字化思维，拥有全球化、国家化视野，能够实现跨文化沟通，拥有东西智慧融合的远见和魄力。
对于如何打造人才“聚宝盆”，汪泓对澎湃科技在内的媒体表示，“在制度、人文、科研环境上，要考虑怎么系统集成、怎么协同创新、怎么创新发展、怎么改革，以高品质的人文情怀、家国情怀以及比较好的国际社区、教育环境、医疗环境和科技产业政策对接，使得人才能够集聚释放能量。”
她指出完善人才战略布局的三个关键，即造就战略人才是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领制高点的关键所在，是新时代科技强国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路径，是应对和化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一招。完善人才战略的三大路径在于以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平台、重大学科、重大任务为牵引集聚顶尖人才；加快聚集和造就钱学森式的“国家队”，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优化促进战略科学家脱颖而出的制度、人文和科研环境。
汪泓提出，要思考如何造就钱学森式的“国家队”团队，并举了“东方红”的例子。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上天。当时，科研团队由导弹、天体力学、材料力学等18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整合而成，并与产业部门联动。
“我认为复合型人才不是说所有科学家都要做‘万金油’，人人都是复合型，没有专业化也不行。比如卫星科研涉及的学科在一个人身上复合是很难的，但是团队可以是复合型。”汪泓在采访中表示。
“浦东打造国际人才港，不仅要将浦东打造成为人才的‘聚宝盆’，还要成为人才的‘摇篮’；不仅要引入人才为上海、浦东的发展贡献智慧，更要输出人才，帮助人才走出上海、走向国际，迈向更广阔的舞台，展现上海、浦东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人才港，全面打赢‘人才争夺战’，为浦东和上海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汪泓在演讲最后说道。
2022浦东国际人才港论坛由上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指导，浦东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机构主办，于12月7日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