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户口的增耗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户口的统计与户籍的制定，又是封建国家向广大人民征发赋役的基本依据。秦汉以来，户籍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一项重要制度。蒙元时期，户籍制度具有显著特色，但其户口统计却比较混乱。
蒙古户籍制度
蒙古建国时期，已在草原地区建立起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户籍制。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汗国，创设了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千户制极为重要，而它正是与户籍制度紧密结合的。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的百姓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任命功臣贵戚为千户那颜进行管理，千户下辖百户和十户。
蒙古统治者通过千户制对广大百姓实行控制，将严格的户籍制度寓于其中。志费尼记载说：“自从各国各族由他们（指蒙古贵族—引者）统治以来，他们依照习惯的方式建立户口制度，把每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成吉思汗颁布的“札撒”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个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作军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惩罚”。
汉文资料也记载说，所有的蒙古百姓均按十百千万分编，各有其长（《黑鞑事略》）。蒙古的户籍簿册，称之为青册，其登记的内容包括户口和财产。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断事官，其职责之一，便是管理全蒙古的户籍。成吉思汗吩咐他：“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蒙古户籍制度，与蒙古兵民合一的状态相适应，其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兵役的征发。终元一代，草原地区这种与千户制结合在一起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改变。
汉地与江南的户籍整理
蒙古建国后不久，随即对金朝发动进攻，迄至灭金，历时二十余年。在战争过程中，蒙古军队的屠杀极为严重，蒙古的诸王大臣及将校还大量掳掠人口为奴。幸免于杀掠的中原之民，又多被迫逃亡，“其民颠沛奔走无底止，四民无所占籍”。乘乱而起的地主武装借机采取各种方法收罗和控制人口。这种情况不利于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地区确立稳定的封建统治。因此，1235年，元太宗窝阔台在中原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户籍清理。这一年岁在乙未，史称“乙未籍户”或“乙未料民”。
在乙未籍户以前，1233年，金朝灭亡前夕，元太宗窝阔台已开始进行户口检括，“以阿同葛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次括户似乎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户籍，只是乙未年大规模籍户的先声。
1234年，金朝灭亡，窝阔台再次下令括户，任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对中原户籍的全面清理，至次年完成。这次括户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1）全面进行户口登记，让流民就地著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元史·董文炳传》）。（2）将社会职能不同、承担不同义务的人户，在户籍上区别开来，分别立籍，划分了民、站、打捕鹰坊、屯田、僧、道等户计。（3）对驱口进行分检。窝阔台发布圣旨规定：“不论回回、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人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经过分检，一部分驱口被收为国家编户。这次编户，建立了较全面的户籍簿册，初步划分了诸色户计，标志着蒙古时期汉族地区户籍制度的建立。乙未籍户后，由于“政烦赋重”，人户大量逃亡，到元太宗十年（1238）就出现“逃亡者十四五”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1252年，岁在壬子，蒙哥汗“复下诏籍汉地民户”，在中原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这次籍户，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户籍登记，建立了“壬子籍册”，一方面将漏籍、析居、放良等户尽量登记入籍，另一方面某些地方也将逃亡户据实削除。经过这次籍户，诸色户计的划分已臻于完备，在乙未籍户后出现的军户、儒户等重要户计，都各自另立了户籍。
除壬子年大规模的户籍整理外，元宪宗时期还进行过一些地区性的户口调查工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户籍的整理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中统二年（1261）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元史·世祖纪一》）。中统三年（1262）五月“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租户，口实者赏之，隐者罪之”（《元史·世祖纪二》）。至元七年（1270）五月，元政府再次“括天下户”（《元史·世祖纪四》），对中原户籍开始了第三次全面整理。这次籍户，除重新抄数户计外，主要目的在于厘定诸色户计的户籍。至元八年（1271）三月，蒙元政府颁行《户口条画》，对诸色人户的户籍判定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供各级地方政府在编定户籍时参照执行。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籍户，户口的抄数至元七年便已完成，而户籍的重新制定则完成于次年，元代军籍中有所谓“至元八年之籍”（《元史·兵志》），当便是通过这次籍户而编制的。
蒙元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是至元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1289—1290）在原南宋统治地区进行的。元军平宋之初，令各地按原来的户籍申报了户口数，但这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此后，元政府在南方地区也作过一些户口统计，如至元十八年（1281）“括江南户口税课”（《元史·世祖纪八》）。到了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元世祖“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元史·世祖纪十二》）。同年闰十月，再次“诏籍江南及四川户口”（《元史·世祖纪十二》）。这次籍户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阅实户口，普遍进行丁口和财产登记，“虽舟人、田客、侨游不遗”，并造出户籍簿册。一是依中原之例，区分诸色户计，分别立籍。
上述几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形成了蒙元时期汉族地区的户籍体系。但是，元代缺乏定期检核户籍的制度，至元二十七年后再未进行过大规模的户籍登记，故而元代户籍情况十分混乱。元朝前期已有人指出：“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
诸色户计与户类、户等
诸色户计的划分是元代户籍制度上的一个显著特色。蒙元政府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户在户籍上区别开来，固定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以满足统治者的不同需要，统称诸色户计。色，意为种类；计，意为统计。元太祖时，民户、匠户、站户以及僧、道户等户计的区别已经出现，到元太宗乙未籍户时，正式划分了诸色户计。此后，诸色户计的划分日趋细密，有民、军、站、匠、屯田、打捕、淘金、灶、矿、炉冶、运粮船、儒、医、僧、道、阴阳人、礼乐等二三十种。人数最多的几种是：（1）承担国家普通赋役的民户。这是元代最基本的一种户计，占全部户口的大多数。（2）承担兵役的军户，至元八年（1271）军户总数为七十二万户，如果加上此后新佥的汉军户和平宋后籍定的南方新附军户，元代军户总数当不下于百万户。（3）承担驿站徭役的站户。总数在三十万户以上。（4）从事官府手工业造作的匠户，总数不会少于五六十万户。（5）从事官府盐业生产的灶户。总数为五万二千余户。（6）以读书为业的儒户，总数约十一万余户。（7）为统治者“告天祝寿”的僧、道户。
元代的所谓僧、道户，大约是一处为一户，如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寺观四十三处，至元二十七年籍为四十三户。每个寺观所有的人口多寡不等。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此后，元代僧尼数不断增加，到元代后期至少增加了一倍。道徒的数量也很大，元初胡祗遹记载：“老氏之流，男女三十万。”民户以外的诸色户计，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承担国家特定徭役的户计，多由国家强制佥充，如军、站、匠等户；一类是在精神方面为统治者服务的户计，往往通过考试予以认定或依据职业予以籍定，如儒、僧、道等户。这些户计由于都承担特殊的封建义务，故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赋役减免。
不同的户计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人户一经籍定为某种户计后，便世代相承，不得擅自改籍，不得逃亡、迁徙和影占。兄弟析居，驱奴为良，也要依从原籍。不过，由元政府决定或经过元政府允许的户计变更则时常发生。佥发民户为其他户计自不必说，放罢其他户计为民户以及民户以外其他户计之间的变更，都不少见。
元代的户类是因北方征发赋役的需要而划分的，只存在于北方地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定户籍科差条例，按当时的户籍情况将民户划分为元管户、交参户、协济户、漏籍户四类。元管户，是指过去括户时已经登记入籍而后来又没有变动的人户。交参户，是指过去曾经登记入籍后迁徙他乡在当地重新著籍的人户。协济户，是指没有成年丁口只能协助主要税户承担赋役的人户。漏籍户，是指过去从未登记入籍的人户。这四类人户，在赋税的交纳上各有不同的定额，在徭役的负担上当也有所不同。另外，上述各类户中，同一类人户的赋税负担也有差别，因而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名目。
户等制的实行，由来已久，宋金两朝都实行过户等制。元太宗时规定“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将这种方法制度化，参照前代遗法，下令全面推行户等制。元代统一全国后，又将户等制推广到南方各地（《元典章》卷二五）。
元代户等制的基本内容是：（1）按资产情况将居民划分为三等九甲，三等为上、中、下，每一等又分上、中、下，是为九甲。实际施行时往往只分三等。（2）户等划定后，都要进行登记，编为鼠尾簿。除军户和匠户外，其他诸色户计都同民户一起排定户等，编在同一鼠尾簿内。（3）赋税和徭役的征派，以鼠尾簿为依据（《通制条格》卷一七《科差》）。元代的户等制与赋役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征派，原则上都规定以户等为依据，所以，户等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由于元代缺乏定期检核户籍的制度，户籍的混乱和不实十分严重，这便使户等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与实际情况不符。
户口数量有关元代户口，现存的统计数字很少，且不够准确，很难说明整个社会人口的变化情况。
1235年乙未籍户所得汉地人户为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与金泰和七年（1207）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户的统计数相较，户数减少了约百分之八十八。这个乙未籍户的数字与当时的实际户数肯定存在着差距，一是这次籍户可能只包括金朝旧土的大部分；二是籍户不够彻底，户口有隐漏；三是仍有大量的驱口及诸王、贵戚、勋臣的私属人口不包括在籍户数之中。不过，上述差距不会特别大，因为金朝末年，战乱频仍，户口的损耗确实是惊人的。
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这里再举两个实例。磁州（今河北磁县），《金史》卷二六《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三千余户，而蒙古征金之后，“四境户版，仅及千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强。宁海州（治今山东牟平），金、元辖境全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一千九百余户，而《元史》卷五八《地理志》载其至元七年抄籍数却只有五千七百余户，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强。
元宪宗时期（1250—1259），忽必烈以皇太弟的身分主管漠南汉地，在汉族幕僚的影响下，注意招抚流亡，安定社会，使中原部分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这样，中原地区的户口开始缓慢增长。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天下户一百四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元史·世祖纪一》），比壬子年的籍户数增加了近二十万户。这增加的约二十万户，其中大部分当仍是搜括隐漏户口所得，但也有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立即着手对汉地的全面治理，推行一系列汉法，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其社会成效，反映在户口统计数字中就是户口的不断增加。《元史·世祖纪》中保存了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十一年（1274）连续十四年北部中国的统计户数。这十四年中每一年的统计户数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在百分之零点三至百分之二点二之间，这大体上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反映。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元史·世祖纪》虽然记载了这一年的南北总户数，但南方户数乃据旧籍抄报，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不足为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元代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皆告阙如，直到至元末年才又出现了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表列如下：年代公元户数口数资料来源至元二十七年所列户口统计数，大致上是宋、金旧土的户口统计结果，不包括蒙古部民、宣政院辖地（今西藏及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和云南行省的户口。
至元三十年后，元代再没有较全面的户口统计，因此，至元三十年的统计户数是元代的最高统计户数，较之宋、金合计二千一百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五户，相差七百零八万余户。这个差额过大，可见上列户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究其原因：首先，上列户口统计数字，在统计对象上不包括“游食者”和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大量存在的奴隶只附籍在主人名下，不另立户，其口数当也有相当的隐漏。湖广行省西南部，四川行省南部的所谓“山泽溪洞之氓”也不在统计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