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始于宣德八年(1433)，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共有20余次。其中既有天方国国王派遣的官方使臣，也有以天方国国王名义来访的假冒使臣。天方国常贡之物马和玉石正是明廷所需要的。这是两国能维持长久往来的重要原因。明人对天方国风土人情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大明一统志》和费信《星槎胜览》等书的记载，到过天方国即默加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流传不广，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除“克尔白”确定外，大多是混杂模糊的。成化以后明朝使臣不再出使土鲁番以西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人对天方国等地真实情形的了解。
明朝与天方国的往来，始于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天方国的物产及关于其风土人情的描述亦随之传入中国。但自正统年间始，天方国的使臣多从西北嘉峪关进入明朝境内，仅成化年间有海路来者。从1433年至1618年这185年间，《明实录》记载的天方国来华朝贡有20余次，仅贡次而言，天方国可谓是与明朝往来的西域大国。天方国在明朝中后期的文人记载中是个“天堂”“西土乐国”。本文以天方国来华使臣为考察对象，探讨天方国与明朝的交往历史及其相关问题。
一、宣德年间天方国使臣首次海路来华
天方国使臣来华是郑和下西洋时遣人招徕所致。《明史·西域传》载：“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这一记载源自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天方国》：“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回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马欢善通番语，很可能就是通事七人之一。参与了郑和第七次出使的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天方国》亦有类似记载。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天方国》除记述以上内容外，还提到：“其天方国王亦遣其臣沙瓛等将方物随七人来朝贡。”使臣姓名“沙瓛”应源自《明宣宗实录》所载天方国王遣头目沙瓛等来朝贡。宣德八年(1433)闰八月，沙瓛等随古里、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佐法儿、甘巴里等国使臣到京城。此次天方国使臣有两人。据《明会典》，招待他们的待遇是：三日下程一次，羊鸡各一只，米二斗，面十斤，酒三瓶，果子四色，饼二十个，蔬菜，橱料等。至正统元年闰六月，明廷安排天方国使臣随同来华的爪哇使臣一同乘海船回国，并赐币、敕奖其王。
2010年在南京祖堂山南麓发现明代都知监太监洪保墓寿藏铭，沙瓛此次来华得到进一步印证。洪保寿藏铭云：“至宣德庚戌(五年)，充正使使海外。及闻海外有国曰天方，在数万余里，中国之人古未尝到，公返旆中途，乃遣军校谕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以亲属随公奉□□效贡。公所至诸国，莫不鼓舞感动。公为人外柔内刚，恬静寡欲，尤能宣布恩命，以德威肃清海道，镇伏诸番。虽国王酋长、雕题服之人，闻公之来，莫不归拜麾下，以麒麟、狮、象，与夫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奇宝同贡天朝，稽颡称臣焉。”至于明朝派人到天方国，寿藏铭记载所遣为军校，《瀛涯胜览》则记载所遣为“通事人等七人”，说法似乎不一致，但明朝通事一般都有军职，所以寿藏铭称所遣为军校也可说通。又据祝允明《前闻记》载，这次下西洋船队于宣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古里国，二十二日开船，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再到古里，六月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七日到京。宣德八年闰八月天方国使臣随他国使臣一并到京朝贡，时间上可以成立。
二、正统至弘治年间天方国使臣陆路来华
天方国使臣第二次来华是从陆路而来，非常不顺。正统六年(1441)，到京的米昔儿(即埃及)地面使臣马速兀·把都儿向明廷报告说，守天方地面王遣其男赛亦得阿力同使臣赛亦得哈三带奇异方物进贡，至哈剌地面，赛亦得哈三被贼杀死，伤赛亦得阿力右手，劫其贡物、衣服行李。明英宗命礼部、兵部审实明白后再报。天方王子赛亦得阿力的遭遇令人同情，然其贡物、证书均无，仅仅依赖马速兀·把都儿的报告。且米昔儿使臣是初来朝贡，未有赐例。于是礼部参照撒马儿罕地面初来贡时的赐例，稍减之，但高于哈烈国使臣的待遇。《明实录》对米昔儿使臣名字记载不一，九月来贡时使臣叫写亦打力，十月辞行是使臣名叫赛亦得阿力，中间向明廷报告天方国使臣的是马速兀·把都儿。写亦打力和赛亦得阿力可能是同一人，为正使，马速兀·把都儿为副使。然天方王子赛亦得阿力的使臣身份，明廷很可能没有确认，因而对米昔儿等地回赐时，没有对天方国的回赐。
天方王子赛亦得阿力后来的去向，《明实录》虽没有明确记载，但隐约有一线索，似乎与此有关。据《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三年(1487)三月记载，天方国回回阿力以其兄纳的在中国游方四十余年，欲至云南访求之。因自备宝物累万于满剌加国，附行人左辅至京进贡。抵广东时为内官韦眷侵克，阿力奏乞查验，礼部请估其贡物，酬其值，而许其访兄于云南。但宪宗说：“阿力实以奸细窃携货物，假进贡索厚利，且在馆悖言肆恶，念其远夷，姑宥不问。锦衣卫其速差人押送广东镇巡官收管，遇便遣回。”天方国回回阿力欲寻找的兄长纳的已在中国四十余年，而正统六年来华的赛亦得阿力至此在华至少有46年了。纳的是否就是赛亦得阿力呢？另一方面，回回阿力又是如何知道其兄在云南呢？一个可以推测的线索是，成化十三年(1477)，有一个天方地面游僧答月儿舍阿塔儿曾来朝贡马。或许他打探了一些消息，回到天方后作了报告，而后有回回阿力寻兄之旅。
回回阿力回国不久，天方国再次遣使朝贡，时在弘治三年(1490)。但此次天方国速坛阿黑麻王派遣的使臣是随撒马儿罕马黑麻王、土鲁番速坛阿黑麻王等一起贡马、驼、玉石等物的。此次因土鲁番速坛阿黑麻王杀哈密卫左都督罕慎，礼部建议阿黑麻及其使臣宜量减赏赐，得到批准。天方国的贡使，虽未受影响，但此后二十余年间却难见天方国使臣来华，直至正德十一年天方国使臣来华。
三、正德至万历年间天方国使臣来华
《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年间天方国使臣来华有三次，分别是：正德十一年(1516)冬十月，天方国地面使臣赛答黑麻等来贡。正德十二年春正月，赐天方国等处朝贡使臣火者马黑麻等宴，及赏彩段、绢疋等物有差。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天方等国番王写亦把剌克(Sherif Barakut，1497～1524)等遣使贡马、驼、梭甫、珊瑚、宝石、鱼牙刀等物，诏以蟒龙金织及麝香、金银器赐之。这三次来贡，《明武宗实录》都是对天方国单独记载，未与他国使臣一并记载，可能正德十一年、正德十二年为同一使团。据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礼部尚书夏言的报告，天方国自正德以来入贡四次，其中含嘉靖二年、八年入贡，如此，正德年间天方国来贡只有两次。《明史·西域传》只记载了正德十三年这一次来贡。
嘉靖年间，天方国贡次明显增多，除了贡马外，方物中多有玉石。但贡使往往与撒马儿罕、土鲁番等国使臣一道入京。
嘉靖二年(1523)九月，天方和撒马儿罕、土鲁番等来贡马、驼方物。这是一个多国组成的使团，其中天方国19人，撒马儿罕105人，土鲁番正副使及随从55人。由撒马儿罕使臣土鲁孙总负责。该使团得到了明廷的赐宴和彩段、绢布以及回赐给番王头目的礼物，其存留甘州者，明廷亦遣通事赏赐。但这批使臣并没有顺利回国，“适土鲁番侵占哈密，数犯甘肃，将各夷使人沿途羁住。天方国贡使母满速(又译母巴剌丹)等先因庆贺世宗登极而还，被禁于庄浪卫。”
嘉靖四年九月，天方国王亦麻都儿等遣使火者马黑木等来贡马、驼方物。《明实录》又记，嘉靖五年三月，天方国额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进贡方物。所记应为同一事。天方国所贡方物多为玉石，因礼部主客郎中陈九川评估玉石过于苛刻，使臣怨恨，不服上奏，由此引发了当时大臣们互相攻击。
嘉靖八年(1529)九月，天方国等处夷使火者哈只等贡方物。该使臣应是同年六月随撒马儿罕等处使臣一道进贡而来。《明世宗实录》同一事记两次。
嘉靖十一年二月，天方国速坛札剌丁等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国来贡。这个多国组成的使团人数达400人以上。其中，天方国称王号者27人，入关进贡137人；土鲁番称王号者75人，入关进贡290人。先年，土鲁番、天方国两处赴京人数，多不过二十余人，今次到京人数倍多，且开列地面王号动致数十，以致求讨之文，不胜其烦。礼部官员、内阁辅臣多次商讨对策。明世宗命作敕书每国止许一人称王，余俱作头目。
嘉靖十七年(1538)正月，天方国写亦纳速鲁儿丁遣使臣写亦陕西丁等进贡马匹、方物。提交的番本有41张纸，其中内称：“使臣写亦陕西丁不图赏赐，乞要见过朝廷金面，游转地方，观看景致，直到海边，然后打发出来。”礼部议奏非例，疑有狡心。明世宗下令不准。
嘉靖二十二年(1543)五月，天方国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鲁迷、哈密等地贡马及方物。此次进贡以土鲁番使臣米列阿都写民为首，按明廷规定的五年一贡的期例，该于嘉靖二十年入关，二十一年起送到京，但米列阿都写民受前任贡使臣火者皮列的诱使，于嘉靖十九年违例入关进贡，抚按官员谕阻，请驻内地自食以待贡期，明世宗批准。此后，虽边关官员难禁使臣叩关，但五年贡期成为惯例。此后，天方国常偕土鲁番、撒马儿罕、鲁迷、哈密等各遣使来贡马、驼方物，分别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
明神宗万历初年，天方国等入贡仍沿袭了嘉靖年间五年贡期制度，但贡次不多，主要有：万历四年四月，天方国偕土鲁番、撒马儿罕、鲁迷、哈密五地面等差夷使火者哈辛等贡马匹、方物。万历九年十月，天方国亦随上述诸国贡马匹、方物。
万历九年之后，天方国入贡次数不多，因天方国随土鲁番等五地面而来，《明神宗实录》中以“土鲁番等五地面”涵括。如万历十四年土鲁番等五地面来贡，可能就含有天方国。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天方国与土鲁番等二地面夷使沙黑等三十二名受到宴请，四月进贡方物马匹，七月给赐。这可能是《明实录》中最后一次提到天方国来贡了。
四、天方贡物：马与宝石
对明朝而言，天方虽远，但出宝物，主要是马和宝石。明武宗喜欢宝马，有番使报告说：马出于天方国。远不可至，差人往求，非惟致有疏虞，亦恐徒劳无益。对此，地方守臣提议可晓谕各番贡回使臣，令其互相传至天方国，晓谕番王头目，速择善马入贡。这种做法，明武宗认为太慢，不知何年可得良马，于是武宗下兵部议，兵部尚书刘宇言：宜移文甘肃镇巡官选差官员率领通事前赴各番善谕之，则良马可自至。武宗采纳了刘宇建议。正德十三年天方国贡马。
天方国宝马是什么样的？明人吕毖称：“(万历)帝在位三年，西域天方国献千里马，青骢色，鹿头鹤颈，耳如竹篾，不甚肥大，而神骏权奇，意态闲逸，步之阶墀，盘旋如风，一骋竟日千里。”不过这样的“千里马”却因大臣的“清议”而却贡，据明人沈德符载：“今上乙亥(万历三年，1575年)，天方国亦献千里马。其时大宗伯为万文恭(万士和)，不以上奏，竟用部文却之。时江陵公(张居正)柄国，尚矫情振厉，未肯以异物开冲圣侈心。盖用汉文帝却马事为比也。然今古不可例拘，如唐太宗时，各夷方入贡珍奇，至命阎立本绘为职贡图，至今传为佳话。倘天方国借此发愤，不修臣礼。其于柔远之义，失之多矣。”从怀柔远人的角度看，沈德符所言极是。
对明世宗嘉靖而言，天方国则是他搜求礼神所用红黄玉的重要国家。嘉靖十年二月，明世宗因礼神所用玉爵需用红黄玉制造，令户部多方求购，不得，只好用红黄玛瑙、水精等石暂时充用，责令求真玉。于是，户部等官员报告说，中国所用玉大段出自西域、于阗、天方诸国，及查节年贡牍，唯有浆水玉、菜玉、黑玉，并无红黄二色，且诸国俱接陕西边界，当令彼处抚臣厚价访求。嘉靖十五年，陕西抚臣报告说，遣人于天方国、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夷中寻找，皆无出产者。明世宗仍令巡抚诸臣设法求得。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有时自鸣。请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臣往购之，二玉将必可得。户部因遣官非常例，第责诸抚按督令文秀仍于边地访求，报可。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之三《红黄玉》叙述了此过程。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称：“玉惟黄、红二色难得，其余世间皆有之。”皇帝求玉，大小官员爱玉，于是，官员贪污贿赂乃至勒索玉石的现象累有发生，嘉靖五年陈九川评估天方国进贡玉石案、嘉靖十二年镇守甘肃中官陈浩令家奴王洪勒索使臣名马、玉石案便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五、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
从宣德八年(1433)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天方国与明朝往来持续一百八十多年，虽不算频繁，但较持久。明朝官方和民间对天方国都有所闻，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明人记载却是两个不同的天方国。一个是实地到过麦加的马欢记载的天方国，一个是没有到过麦加的文人整理出来的天方国。
明人记载的天方国至少有三种叙事来源，第一种是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的天方国，即默加(今麦加)国，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成书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沿用；第二种是源自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的天堂国，被《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采用，为嘉靖、万历年间郑晓、王宗载所沿用；第三种是费信《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等所记的天方国，不仅吸收了《岛夷志略》的内容，还采译了传说，个别吸收了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被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成书于万历二年，1574年)、罗曰褧《咸宾录》(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慎懋赏《四夷广记》(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玄览堂丛书续集》本)、何乔远《名山藏》(明崇祯十三年刻本)、吕毖《明朝小史》(成于清顺治初年)等所沿用。第二、第三种叙事，即明朝文人整理出来的天方国对明人的认知影响较大。
第二种叙事因《大明一统志》的官方地位而受到重视。明陈循等修的《寰宇通志》和李贤等修的《大明一统志》系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成于景泰七年(1456)，其中卷一一八《外夷》：“天方，古筠冲之地，旧名天堂，又名西域。本朝宣德中，国王遣其臣沙瓛等来朝，并贡方物。风景融和，四时皆春，田沃稻饶，居民乐业，男女辫发，俗好善，衣细布衫，系细布。有回回历，与中国历前后差三日。人皆以马乳拌饭，故其人肥美。(俱岛夷志)土产马，高八尺许，金珀、珊瑚、犀角。”《寰宇通志》这段记载明确说明了资料来源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的天堂国。《大明一统志》是在《寰宇通志》基础上于天顺五年重修而成，《寰宇通志》随即遭毁版。但《大明一统志》沿用了天方国的记载，这样《大明一统志》关于天方国的记载就具有了官方信史的地位。郑晓《皇明四夷考》(成书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和王宗载《四夷馆考》(成书于万历八年)都引用了《大明一统志》关于天方国的记载。其他人的著作只是在此基础上补充。
第三种叙事实际是杂糅了各种说法整理而成。费信的《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费信未到天方国，有关天方国的内容是作者“采辑传译”而来，除抄自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天堂条目外，还增加了关于礼拜寺等方面的介绍，这些内容可能是道听途说、传译而来，与实际到过天方的马欢说法差别较大。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关于天方国的风土人情与《星槎胜览》同，可能源自该书。
严从简“在行人司工作多年，接触过大量四夷外国的资料，见过和听过很多出使异域的使臣归来后写的见闻报告，因此他通晓和掌握了许多有关边疆与外国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殊域周咨录》中记载天方使臣火者马黑木等贡玉引发的陈九川案甚为详细，也说明了他掌握了第一手档案和奏疏资料。但在其引用奏疏中提及嘉靖四年，礼部主客司主事陈邦偁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称：“天方国与土鲁番地里相近，俱谓回夷。”天方国与土鲁番其实相距很远，严从简却并没有更正陈邦偁的错误说法。另一方面，成化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入库档案已经难以找到，或已毁掉，严氏查证亦难。
值得一提的是罗曰褧《咸宾录》和慎懋赏《四夷广记》中的天方国。罗曰褧《咸宾录》书末引用书目录中，包括《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以及《大明一统志》《吾学编》《岛夷志》《四夷馆考》《殊域周咨录》等。就研究条件而言，罗曰褧是最有可能研究分析出天方国的真正位置及其风土人情者。但罗曰褧只是引用了马欢《瀛涯胜览》中“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芝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甚至一二年远路的，也到堂内礼拜，皆将所罩纻丝割取一块为记验而去。剜割既尽，其王则又预织一罩，复罩于上，仍复年年不绝。”其余大多与《殊域周咨录》相同，并没有采纳马欢关于天方城及其气候的记载。
慎懋赏《四夷广记·天方国》大多采用了《殊域周咨录》关于天方国的记载，但吸收了马欢书中的关于天方气候的描述：“时常热如夏，并无雨电霜雪。夜露甚重，草木皆凭露水滋养。夜放一空碗，盛至天明，其露水有三分在碗。土产米谷仅少，皆种粟麦黑黍瓜菜之类。”
现在看来，《瀛涯胜览》对天方国的记载大体详尽而又真实，但在嘉靖、万历年间，郑晓、王宗载、严从简等人在论及天方国时大多没有引用《瀛涯胜览》的记载。查其原因，有可能与《瀛涯胜览》多种版本、抄本流传有关。据万明先生研究，《瀛涯胜览》于永乐十四年(1416)初稿初成，有马欢《自序》为证；以后初稿一直在续修之中，于正统九年(1444)以前初稿本完成，有马敬《序》为证；此后，马欢手订修改本于景泰二年(1451)完成，是为定稿本，有马欢题识为证。定稿本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编辑付梓，即收入沈节甫辑、陈于陛刻的《纪录汇编》丛书，成为流传最广的本子。另一方面，早在嘉靖元年(1522)，张升之子张元锡刊刻其父的《张文僖公文集》，末附《瀛涯胜览》，这是《瀛涯胜览》的首次付梓，但是个删改本，流传颇广，却没有天方国的内容。也因没有天方国，伯希和曾据此推断，第七次下西洋时马欢才去了天方国，所以张升所见之本子必是产生于第七次下西洋之前。
此外，明代还有一本记载天方国真实情形的著作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巩珍《西洋番国志》所记天方国，除个别字句表达有差异外，内容几乎完全来自马欢所记天方国的内容。只是所记动物缺“草上飞”，“果有萝卜”改成了“果有葡萄”。该书虽成于宣德九年，却是“甚为罕见”之书，其影响远不如马欢的著作。因此，《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抄本不全，流传不广等影响了明人对天方国的了解。而接待天方国使臣的明四夷馆是否知道天方国的具体位置呢？
明四夷馆中回回馆负责译审天方国使臣来文。现存《回回馆来文》中还有三份来文，来文中天方国的波斯语的读音为“满剌克忒噶百”，此词由mamlakat(国家)加上ka‘aba(克尔白、天方)构成。“克尔白”，麦加的一座方形石殿。《瀛涯胜览》称“天堂礼拜寺，其堂番名恺阿白”，回回馆来文中称天方国为“克尔白”的国家，应当是天方使臣的说法。
明人张雨《边政考》(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卷八之《西域诸国》详细记述了自嘉峪关经哈密、土鲁番、苦先城、阿速城、我撒剌、牙思城、俺的干、黑楼城、普哈剌、撒马儿罕、帖癿列思、把黑旦至天方等地路线。称天方国“其城二种，有出家回回在城住，余皆进城礼拜”。从其路线图来看，天方国也指默加(麦加)。
然而，天方国指默加是一回事，来华的天方国使臣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天方国使臣是否是默加使臣又是另外一回事。
嘉靖、万历年间来华的天方国使臣，或是借用了天方国国王名义的阿拉伯商人，或是冒用了天方国国王之名的西域穆斯林商人。嘉靖四年二月，巡抚甘肃都御史陈九畴给皇帝的奏疏中说：“番夷节次贡使来归者，无虑数百人，其冒名撒马儿罕、天方诸国者，请羁置内郡，勿遣。”明世宗命尚书杨一清审处，杨一清说：“若天方、撒马儿罕二处夷人虽真伪难辨，但彼以好来中国，既已入之关内而又绝之，其曲在我，当命镇巡官护送还乡，仍归其货物。”明世宗认为杨一清是对的。陈九畴说天方国有冒名现象，杨一清也没有否认。使臣借用天方国国王的名义，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其《大中国志》也有所记载：“有回教徒诸王派遣使节随商队以五位国王即鲁迷、阿拉伯、哈密、撒马尔罕、吐鲁番国王的名义向明廷进贡，且前四王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使节，第五位尽管知道，却没有进贡，也没有遣出使节，仅仅形式上任命使臣，贡礼由商人自己准备。”这里“阿拉伯”，指天方国，布莱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卷2在翻译《明史·西域传》时，将正德三年番使云“马出于天方国”之“天方”英译成“T‘ian fang(Arabia)”。利玛窦记载鄂本笃由嘉峪关进入明朝境内情况时，提到商队伪装成外国使节是惯例。在嘉靖、万历年间，一个西域商人冒称天方国是容易做到的。由于明廷规定了朝贡国常例，非常贡国的商人或僧侣也要纳入常贡国之中，否则，要向明廷申请得到批准方可进京。
由于嘉靖、万历年间进贡的使臣可能不是来自天方国，从这些使臣中很难得知天方国的真实情形。严从简记载天方国的情形，依靠的不是天方使臣的陈述，而是往年的记载。严氏感叹西域种类繁多，古今名更不一，难于考察。他认为，天方国乃西洋极尽处，陆路一年可达中国。他对回回祖国是天方还是默德那不能确定，因四夷惟天方国有礼拜寺，他甚至认为默德那实际就是天方。
成化以后，明廷基本上不派汉使到土鲁番以西地区，即使有官方文书也是通过来访贡使转达，没有汉使的实地考察，明人对土鲁番以西地区就不熟悉，记载就不准确，所谓“节年差人，止到土鲁番，夷西诸国，皆未曾到，西域动静虚实，皆不能真知”。天方国的记载就是一例。天方国的“克尔白”是穆斯林朝觐之处，天方国的使臣不管是真正的还是假冒的，对此都是坚信不疑的，接待天方国使臣的明朝官员也是承认的。所以，天方国即默加是可以肯定的，天方国的风土人情却是混杂的，如用一些明人记载的天方国风土人情来推导天方国不是默加，从史实看，是一种误导。
明朝皇帝自视奉天命君主天下，一直力图招徕各国使臣来华朝贡，以昭示进贡国家尊敬天朝、输诚效款之意。天方国、撒马儿罕等被明朝视为西域有影响的国家，这些国家来贡，既展示了明朝大国的影响力，也满足了大国国民的好奇心与虚荣心，使贫乏的社会生活有了新内容。因而，即使明知使臣假冒，明廷也要给予赏赐，以怀柔远人，保持往来。天方国来华使臣是明朝“厚往薄来”政策的受益者，天方国的良马、美玉、奇异风情成了丝绸之路的象征。天方国的使臣与西域其他国家使臣一道，常年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维持着丝绸之路的活力，为明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天方国的使臣无论是否真的来自伊斯兰教圣地默加，都是穆斯林贸易使臣的代表，天方国使臣中甚至有一些人是游方僧，他们游历内地，有助于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