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相比，中国城市在创新生态方面仍有上升空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教授指出。
薛澜进一步说，其实，人们津津乐道的创新生态，这个概念比较抽象，最难衡量，因此，改变起来也很不容易。“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究竟用哪些指标来反映，最终确定从四个指标衡量：开放合作、创业支持、公共服务和创新文化。”其中，开放合作方面，主要看该城市作为资本和知识流动节点的中心程度，北京、上海和深圳在此方面都不错。创业支持方面，是有硬有软的层面，硬的有创投资金额，软的有每百万人注册律师的数量，用来反映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的制度性保障。公共服务方面，通过国际航班、宽带速度、数据中心等来衡量。创新文化方面，以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专业人才流入量、博物馆图书馆的数量等来衡量。这些方面我国城市都在加快改善与建设，但总体与欧美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有待提升。
“目前科研城市可以继续促进全球整个创新生态体系的发展，包括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以惠及全人类。建议增强中外科研合作，任何参与合作的一方都会从中受益，不仅可以改善中国的创新生态体系，也有助于改善国外的创新生态体系；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也需要国际之间的科研合作。”汤恩平表示。
科创“体检表”利于相互借鉴学习
“换言之，历年出炉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结果，相当于是一份城市的‘体检表’。”薛澜指出。
科创城市能够成功的原因何在？汤恩平答道：“以北京为例，北京是自然指数科研产出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创新的城市，其成功有这样几个重要因素：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北京有能力吸引到最好的人才；还有资源包括资金上的支持，这些是做好科研必不可少的元素；以及政府对科研的大力支持，包括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这些因素也需要不断改善，以确保大学、科研机构持续获得资金支持，政府继续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让城市吸引到最好的人才。”
薛澜指出，各个科研城市的特点，有哪些长处，又有哪些不足，哪些是先天因素，哪些是努力的结果，如果作一些分析，就会有新的收获。另外，阅读这些指数报告还会有不少意外的发现。如纽约的科学中心指数排名第一好像令人难以相信。但如果大家想想，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著名高校外，纽约还有众多诺奖获得者工作的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多著名的研究型医院，这个第一就不难理解了。建议城市中做科研管理的领导不仅关心自己城市的排名，也可以借这两份报告来了解其他城市的特点，取长补短，或许会有所启发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