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德庆州志》采信《南越志》错误的辑佚版本记载的“秦时温媪者居悦城之南岸”(《南越志》为南朝刘宋沈怀远所著,元代已经散佚。今天在悦城圩在南朝时期为乐城县,《南越志》不可能出现“悦城之南岸”之语。),把龙母“养龙”的程溪记载修改为西江南岸的洚水。推翻了前代《元和郡县志》、《旧唐书》、《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中“程溪为悦城河”的正确记载,以致后世《德庆州志》、《肇庆府志》等典籍误认为洚水就是程溪。这就是唐朝宋代典籍中的“程溪”都是指西江北岸的悦城河,明嘉靖之后突然出现程溪为西江南岸的洚水说法的原因。
南朝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又名《南粤志》。
宋朝僧人赞宁所著的《笋谱》载:“簟竹笋。沈怀远《南粤志》曰:博罗县东苍州足簟竹,既大薄,且空中,节直二丈,其直如松。详其竹直二丈,犹为笋,而可食鸡。”
《南越志》原书在元代已经散佚(该书的辑佚始于明代),我们今天看到《南越志》里面关于龙母的记载是从其他典籍辑佚的,在辑佚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错误了。
嘉靖《德庆州志·秩祀》载:“龙母庙:一名孝通庙。在州东一百里灵陵水口。《南粤志》:秦时温媪者居悦城之南岸。一日浣于江侧,得卵大如斗。怀归数日,岀五物如守宫豢养渐长,放于江,能入水取鱼。媪往观,辄以鱼置温侧而去。媪因治鱼水滨,挥刀中一尾,遂去。数年乃还。媪曰:龙子复来耶?后媪殒,瘗于水口之地。一夕风雨,乃前守宫化为五龙,移于北岸,壅沙成墓。”
宋朝《太平寰宇记》载:“程溪水:在都城县(都城县为悦城县之讹,笔者注)东百步,亦名零溪水。《南越志》云: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尝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逰波中,萦回媪侧。后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煇色炳燿,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逰戯,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徳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痊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
我们可以看到嘉靖《德庆州志》与宋朝《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南越志》内容表达意思大致相同的。但嘉靖《德庆州志》所引用的《南越志》较为简略,这是因为《南越志》在元代已经散佚,嘉靖《德庆州志》所引用的为后人辑佚的《南越志》导致的。
此外,嘉靖《德庆州志》所引用《南越志》辑佚版本是错误的。沈怀远为南朝人,南朝时悦城县在今天德庆县播植镇沙村一带,乐城县在今悦城圩,隋朝悦城县并入乐城县,唐朝乐城县改名悦城县。故沈怀远所著《南越志》断不可能出现“秦时温媪者居悦城之南岸”之语。
嘉靖《德庆州志·提封下》载“废乐城县,在州西都城乡。隋时废。”嘉靖《德庆州志》误认为乐城县是在都城乡,悦城县从始至终没有变迁。故采信错误的《南越志》辑佚版本记载,认为“秦时温媪者居悦城之南岸”,进而推翻前代典籍记载,把龙母“养龙”的程溪记载修改为西江南岸的洚水,以致后世《德庆州志》、《肇庆府志》等典籍误认为洚水就是程溪。这也是唐朝宋代典籍中的“程溪”都是指西江北岸的悦城河,嘉靖之后突然出现程溪为西江南岸的洚水说法的原因。
历史上最早记载程溪的为唐朝的《元和郡县志》。
《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载:“郁水,一名西江水,经(悦城)县南,去县十步;程溪水,东去(悦城)县一百步。”译文:郁水,又名西江,经过悦城县南边,距离县治十步,程溪水,在悦城县治东边一百步的地方(唐代一步为五尺,约等于当今的1.5米,)。换句话说,悦城县治(唐悦城县治没有城池,只有公署)在程溪与西江交汇处,县治距离东边的程溪大概150米,距离南边的西江大概15米。请看下面示意图。
根据示意图,很容易就能理解《元和郡县志》里面记载的程溪就是西江北岸的悦城河。
宋《舆地纪胜》载:“程溪水,《晏公类要》:在废悦城县东南”。宋代悦城县降为悦城乡,故《舆地纪胜》记载程溪在悦城县治旧址的东南角。(在古代典籍要表达一个地方位置时(下称目的地),往往有一个“参考地”。如果“参考地”后面只列方位而不接里程的的话,则表明“参考地”、“目的地”两者距离很近。《舆地纪胜》记载中的参考地“废悦城县”,与目的地“程溪水”很近。人们根据典籍记载去到参考地“废悦城县”就能看到并且很快到达程溪的位置,故不需表明两地距离。又如乾隆《东安县志·山川志》载:“天柱峰:在城东北,突起,平高可千仞,尖圆秀特,屹直如柱,为县后主星。”因为目的地“天柱峰”距离参考地“东安县城”很近,去到东安县城(今云浮市区)就能看到天柱峰了,故只需表明方位,无须再说距离。)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都城,汉端溪县。东百步有程溪,亦名零溪,温妪养龙之溪也”。宋朝《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八》亦沿用其误,说:“程溪水,在都城县东百步,亦名零溪。”
结合《元和郡县志》,可知《旧唐书》是将“悦城县之程溪”误认为是在同属康州辖下的都城县,《太平寰宇记》不过沿用《旧唐书》误。故《旧唐书》与《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也是指在悦城县治附近的悦城河。
另外,明成化年间在悦城河中游的赐禄里有一座程溪社学,这也侧面反映出明朝成化年间程溪是指悦城河。
把西江南岸的洚水误记为程溪始于明朝嘉靖年间成书《德庆州志》。嘉靖《德庆州志》因采用错误的《南越志》辑佚版本的记载进而推翻前面历代典籍的记载,把西江南岸的洚水记作程溪,那么这个记载可信度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因嘉靖《德庆州志》作为德庆流传下来最早的方志,故后世典籍也较多采用嘉靖《德庆州志》的记载。这就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后世典籍把嘉靖《德庆州志》错误记载也沿袭记录了。例如德庆第一位进士石处道本是吴江知县,嘉靖《德庆州志》把石处道记作“松江知县”,以至于数百年来《德庆州志》、《肇庆府志》乃至《广东通志》皆认为石处道是松江知县,直至近年才根据吴江当地典籍把这个几百年的错误改正过来。又如嘉靖《德庆州志》把“废乐城县”记在都城乡,也导致了康熙《德庆州志》、乾隆《德庆州志》误载。
德庆另外一条著名的河流端溪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自唐朝端州、端砚闻名后,部分典籍把端州的西江称为端溪,也有把羚羊峡烂柯山旁的小溪称为端溪,以致清明清时期很多人信以为真,清朝的彭泰来不得不写一篇《考端溪》以证视听。
在文史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后代某一典籍的记载就直接推翻前代史籍的记载。可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而且还需多种证据相互印证,经过多方考证才能推翻前代典籍的。同时也要注意某一典籍的误记,导致此后典籍也沿袭错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