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问题是南北问题的重要关键。由于湖南挂上了一块阻南拒北的“自治”招牌,多年来一直是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的重大阻力。一九二六年春天,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消灭了广东内部反革命军阀的势力,统一了军权财权,奠定了两广全局,并且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七个军,由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分任军长,广东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在这时期,吴、张两大军阀公然提出“讨赤”为他们合作的基础,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并且明目张胆地勾结帝国主义,企图取得它们的援助,下一步骤准备发动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全面进攻。在这一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出师北伐,才能粉碎北洋军阀进攻两广的企图。而且,自上海“五卅”惨案和北方大沽口事件先后发生以来,全国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迫切要求革命政府出兵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当时全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也是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北洋军阀因为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而日益趋于衰弱;吴、张两大军阀虽然联合起来,但是矛盾重重无法解决,因此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而分别盘踞长江上、下游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又因联奉、反奉问题貌合神离,他们不可能集中力量来对付南方;北伐的第一对象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脆弱的一环,而且受到国民军的牵制,已经处于南北两面受敌的状态中;加以湖南内部起了分化,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些情况,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不但有其必要性,而且一定能够迅速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湘南内部分化起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末春初之间。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任期本应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届满,但是省宪法经过修改后,省长得连选连任,可以看出赵在任满后并无下台之意。湖南内部军政财政向不统一;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兼任湘西善后督办,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兼任湘南善后督办,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国内之国”,省政府无权过问。此时赵想改变这一尾大不掉的形势,派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兼任财政厅长,又派唐生智兼任点验枪支委员会委员长,准备大举“裁兵理财”,把多年来不能统一的财权兵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措施引起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的深刻矛盾。随后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叶琪忽以回桂省亲为名,秘密参加了梧州会议,会后又到了广州。叶琪是广西人,与桂系军人李宗仁、黄绍竑有葭莩之亲,又与唐生智为保定军校老同学,他此行是代表唐与广州革命军进行联系的。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长沙便满城风雨地传说湖南政局将有变动,赵恒惕的当权时期不会太久了。
一九二六年春天,赵采纳了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的建议,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所谓禳灾祈福的金光明法会,一时妖气冲天,怪状百出。就在上一年冬天,唐在衡阳请“顾和尚”主办过一次金光明法会,全师官兵二万余人一律受戒为佛教徒。由于长沙又有同样佛会发生,当时便有“佛门斗法”、具有政治背景的传言。
接下去,长沙又传唐军已从郴永一带调回衡州,并在衡山设立防线,炮口指向长沙。唐的父亲实业司长唐承绪忽然尽室而行,第四师驻省人员也都纷纷撤走。在日益严重的局势下,赵先后派张雄舆、钟才宏、贺耀祖到衡州,表示本人决无竞选下届省长之意,希望唐以合“法”手续继任省长,唐也表示绝无当省长的野心,请赵到衡州检阅他的军队。正当其时,叶琪来到长沙,建议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原来,“省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省长任期未满而因故离职时,得委托省务院长代行其职权,而省务院长系由省务员兼任,各司司长均为当然省务员,内务司长则为首席省务员。至此,赵只能在提前下台或者发动内战的两途之中选择其一。
当时赵所视为可靠的第三师远在辰州。赵认为:如果发动内战,不但远水难救近火,而且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局势。因此,三月八日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并代行省长职权,派张雄舆携带任命状到衡州迎唐来省就职,并于十二日向省议会提出辞职咨文。从九日到十一日,长沙市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反抗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大会,表示了欢迎革命和彻底改造湘局的决心。在人民的巨大威力下,十二日赵仓皇登轮出走。
此时第三师驻省司令部已经移往岳州,师长叶开鑫称病请假,派张雄舆代行职务。赵走后,叶与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铏等都有电报表示拥唐。唐于十六日到长沙,并不宣布就职,主张迎赵回来复职,并电邀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湘局的各项问题。
二十五日,唐在各方敦促下接任了代理省长,即晚举行军事会议,当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扣留了参加会议的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代理师长张雄舆、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刘重威五人,所宣布的理由是说这些跋扈军人历年以来把持民、财各政,“使赵前省长不能行其志”,因此必须暂时予以看管,以促进湘政的统一。同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三师第十一旅旅长蒋锄欧的职务,派第一师师长贺耀祖兼任湘西善后督办;取消第二、第三两师番号,所辖各旅改由省长直接统率;又派骑兵旅旅长何键到湘阴、汨罗江一带设防。
事件发生后,已由辰州移驻岳州的蒋锄欧旅退往鄂境羊楼司。二十六日,湘鄂路火车不通。二十七日,何旅进驻岳州。
湖南政局的突然变化,对吴佩孚说来是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以前赵恒惕在湖南悬挂“自治”的旗帜,虽然不合他的口味,但是无形之中他却可以利用湖南阻挡革命势力向北进展。现在他不能高枕无忧了。因此,他立刻调兵遣将,派卢金山、王都庆、宋大霈、刘跃龙、陆澐、孙建业、余荫森各部增防鄂南,并派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主持对湘防务。
由于北伐军一时还不能出发到湖南,而北军可以朝发夕至,所以唐生智一面派刘文岛为驻粤代表与广东革命政府保持联系,一面派欧阳任到汉口表示继续维持“省宪”,以缓和湘、鄂两省的紧张局势。此时吴尚未启程北上,四月一日,他接见欧阳任的时候,在纸上振笔疾书写了一个“兵”字,又在上下两端各写“北”“南”两个字,再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北”字说道,“我本来打算对北用兵”,又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南”字说道,“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他对唐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二)通电宣布“讨赤”;(三)与叶开鑫恢复感情。
四月三日,唐军何旅由岳州撤回汨罗江南岸,吴命前岳阳镇守使邹序彬回驻岳州。但是其余两个条件都是唐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吴派代表谭道南到长沙,威胁唐接受他的命令宣布“讨赤”,或者率部回驻湘南,同时让叶军回驻湘西,恢复赵恒惕离湘以前的状态,长沙、岳州则划为不驻兵区。唐开始还随口敷衍,承认维持“省宪”,保境息民,决不侵犯邻省。后来谈到火气发作,他就粗声暴气地说道:“吴子玉不要小视湖南,他有陆军海军,可以分为三路五路进攻长沙,我却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直取武汉!”说着,他倏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来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说:“或者十四省大帅的金字招牌被砸得稀巴烂,或者这件东西(手枪)解决了我!”至此谈判完全破裂了。
湖南政局变化后,长沙国共两党的机构已由秘密转为公开,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打倒军阀的呼声响遍岳云湘水之间。广东革命政府派第四军旅长陈铭枢、桂军参谋长白崇禧到湖南,催促唐出兵讨伐吴佩孚,担保二、六两军不入湖南[6]。白、陈二人出席长沙群众大会时,公开喊出了“国民革命”“打倒吴佩孚”等口号。在这一形势下,吴佩孚下了起兵驱唐的决心。吴并不欢迎赵政权复辟,因为赵所坚持的“自治”对于吴的“南征”计划也是一种阻力,于是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并拟任为湖南省长),希望贺、叶两人合作驱唐,废除“省宪”,把湖南完全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四月十九日,叶军开回岳州,二十一日,叶通电就任湘军总司令,于是作为北伐战争序幕的湖南内战爆发了。
吴的计划是用湖南人打湖南人,而以北军监视其后。此外,他还电令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出兵
三旅,配合陈炯明旧部粤军谢文炳等扰乱湘东,又令桂军沈鸿英、韩彩凤等残部扰乱唐军后方永州。
叶军方面,只有一旅(蒋旅)开到汨罗与唐军隔江对峙,其在湘西的五、六两旅,则由第六旅旅长邹鹏振率领,进攻新化、宝庆。根据当时的形势,主要战线在于由辰州、溆浦到新化、宝庆的一路,而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的左右袒也是决定双方胜败的重要因素。
四月二十七日,唐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为湘军总指挥,令其出兵讨伐叶军。贺的防地在常德,与在澧州的第二师成为犄角之势。二十八日,第二师将唐派往统率该师的叶琪逐走,改推贺的亲家唐巘摄行师长职权,并宣布与第一师采取一致行动,因此贺的地位大为增强。他对唐的操切用事和叶的投附北方都大不以为然,对吴、唐两人的任命都不肯接受。四月三十日,他发表通电劝叶、唐两人停止军事行动,各军恢复赵离湘以前的原有防地,北军停止前进,湘事由湘人自决。这种中立态度对唐当然是不利的。
四月二十八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第二师也由澧州向常德、桃源移动。这一形势使唐军陷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因此唐发表俭电(二十八日)称:“生智受事以来,规随炎公(赵),虽备经事齐事楚之难,极受颐指气使之辱,为大局计,亦皆容忍之。至于今日,湖南未尝树一主义,生智未尝引一外援。乃叛将叶开鑫由鄂窜回,乘虚入岳,万一省宪破坏,引起南北纠纷,谁为戎首,不得不诉诸舆论。”五月一日唐军退出长沙,二日叶军进入长沙。
当时的局势摆得非常清楚,唐、叶之战不是湖南局部问题,而是北伐军与北洋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奏”。湖南人民是热烈欢迎北伐军迅速进入湖南,把湖南从军阀割据的痛苦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进一步继续完成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但是湖南上层人士为了保持阶级利益,却抱有和平苟安的心理,幻想恢复赵恒惕下台前“湖南不卷入南北旋涡”的局势。因此,唐军退出后,长沙各团体(工人、学生团体除外)发起了迎赵复职的运动(三日),省议会发出了迎赵回湘的鱼电(六日)。一、二两师和湘西统领陈渠珍于十三日通电组织“护湘军”,公推赵为“护湘军”总司令,叶开鑫为副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陈渠珍为边防总指挥,赵未回湘以前,推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由此可见,一、二两师在对唐的问题上与叶开鑫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又反对勾引北兵入湘,因此他们是唐、叶以外的另一面旗帜,贺耀祖也拒绝叶的邀请,不到长沙。
吴佩孚本来是反对湖南继续保持“自治”状态的,由于湘军一、二、三师不能团结合作,便又打算加赵一个“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头衔,迎接他回湘主持讨唐军事,并且准备下一步叫他带兵进攻两广。孙传芳却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向吴建议,对于湖南法律问题(即自治问题),暂时可以存而不论,先迎接赵回来统一湘军指挥,“否则湘局瓦解,长江亦难安枕”。最后吴同意了孙的意见。
根据当时唐、叶两军的形势来看,唐军虽然保存实力放弃了长沙、湘潭,但是叶军蒋锄欧旅由正面进攻衡山、衡州,鄂南北军余荫松旅进驻株洲、易俗河,江西派来的唐福山师进驻醴陵、攸县,特别是邹鹏振统率大部叶军攻占了宝庆、衡州之间的洪罗庙,衡州已处于半月形的包围之中。如果一、二两师和北军一齐投入战斗,在数量上就将远远超过唐军,衡州就有被攻下的可能。如果衡州守不住,叶军、北军直趋郴州逼近广东,闽、赣两省北军同时发动,将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一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有迅速援助唐军反攻长沙和提前出师北伐的必要,因此派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新升师长)、第十一师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等部集中韶关向郴州出发,桂军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桂林向永州出发,并于五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
北伐军尚未到达前,湘南久雨不停,正面战争阻于大水无法进行,从五月上旬到中旬,唐、叶两军仅在宝庆、湘乡之间进行了拉锯战。唐军将领何键曾经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于是叶、唐同时下野,赵恒惕复任湖南省长的空气弥漫一时。事实上这是唐军的缓兵之计,湖南问题已经成为南北问题,成为南方革命力量和北方反革命势力决战的导火线,不可能有调和妥协之余地。而在同一时期,反革命势力正处在加深腐烂和加速灭亡的过程中。所谓“援湘”北军不肯开赴前方作战,仅负警戒后方之责,显然具有“黄雀在后”的野心。
叶军高级军官大多留在长沙“及时行乐”,而军饷积欠不发,引起了兵士的反抗心理和厌战情绪。特别是叶开鑫勾引北军入湘以及北军在所驻地区内敲诈勒索、抓夫派饷的暴虐行为,引起了湘东、湘北一带人民的深恶痛绝。根据这些情况,不待两军决战就可以看出战争胜败的前途。七月上旬两广北伐军到达湘境后,唐军分为三路反攻湘乡、宁乡、湘潭,沿途农民配合作战,北军不战而退,叶军也就无心恋战,七月九日唐军占领湘潭,十日占领长沙,叶军第十四旅旅长刘雪轩就擒被杀。十四日唐到长沙后,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从此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终,一个新的革命高涨的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