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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陇集团核心利益代表的李唐集团，在高祖时偏重任用关陇集团的政策，到太宗时有了明显变化。太宗李世民自随父起兵，到开拓贞观之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其间始终不曾离开山东人的鼎力相助；甚至在其君临天下二十三年期间
（627—649），任宰相者28人，除开沿用高祖时旧相6人，新拔擢的22人中，竟有11人都是山东人，这不得不让我们在感慨山东英杰辈出的同时，也为太宗对山东人这份“偏爱”而产生好奇。
阴引山东豪杰
唐代所谓“山东”概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如今的河南、河北、山东大片区域。隋末唐初的史籍中，屡有“山东豪杰”之语。陈寅恪先生称：“此‘山东豪杰’者乃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
唐代“山东”大致范围。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国历君
在隋末唐初的农民起义风潮中，天下群雄并起，相继打起了反隋的旗号。李渊从太原起兵，在占领长安后，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开始将战斗的重心逐步向山东转移。唐高祖李渊与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一方面同以窦建德、刘黑闼集团，和翟让、徐世绩集团等为代表的“山东豪杰”开展了系列斗争，通过战胜和兼并，不断从关中向山东开疆拓土、扩大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在这一进程中吸纳了秦琼
（叔宝）、程知节（咬金）、尉迟敬德、李君羡、徐园朗等“山东豪杰”的加入，在南征北战中取得赫赫战功，最终统一了中原，奠定了唐王朝的基础。
影视剧中的秦琼与程咬金。来源/电视剧《隋唐英雄》截图
然而，随着外部征战的顺利推进，唐王朝内部的矛盾却日趋尖锐化，集中表现在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上。“秦王
（世民）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太子李建成则“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有鉴于隋文帝次子杨广夺嫡教训，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组成的东宫集团，便与功高震主的李世民秦王集团形成了对立，两者水火不容，从互相告发的暗斗演变为一系列公开的争斗，最终导致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爆发。
这期间，为了壮大各自力量，东宫与秦府都十分注重利用山东豪杰的力量。
当唐王朝面临山东刘黑闼势力二次反叛之际，彼时在为太子李建成效力的魏征即建议太子主动出击平叛立功，建立威望，并“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采纳意见，主动向李渊请缨出师，谋得征讨刘黑闼行军元帅的位置，不仅顺利实现平叛目标，还结交了诸多“山东豪杰”，稳定了战乱地的民心。
可魏征“结纳山东豪杰”的建议，不单出于为李建成树立威望的考虑，恐怕也是出于对李世民结交山东豪杰的忌惮。
《旧唐书》载“秦王左右多是东人”，秦府的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尉迟敬德四大骁将均为山东人，可谓大将云集、人才济济。
在东宫咄咄逼人、与秦府进行激烈对垒之际，秦王李世民也不甘示弱，暗中蓄力。他同时将目光投向山东，以形胜险要的东都洛阳作为据点，“一朝有变，将出保之”，委派将领张亮前往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可见，李世民在逐步为政变进行准备，一旦在与东宫集团斗争中落败，便为自己谋求了东都洛阳的退守之地，以便在山东豪杰支持下卷土重来。
可谁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变故却来得如此之快。
喋血玄武门，功臣山东人
身处京师的秦府相较于东宫，无论在兵力上还是道义中都处于劣势。李世民虽在历年的征战中逐渐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但面对东宫雄厚的势力也不敢贸然行动，显得相对克制。
唐高祖武德九年
（626），突厥骑兵再来犯边，按惯例都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为了防止李世民掌握兵权，李建成建议由李元吉率兵出征，并故意提议将秦府尉迟敬德等骁将和精兵带往前线，以令秦府空虚，以图对李世民施以谋害。
面对“阽危之兆，其迹已见”的情况，秦府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人建议李世民只有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经过深思熟虑，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开启了他登顶皇位的周密行动。
六月三日，李世民密奏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决定第二天召建成和元吉入宫询问。
六月四日，等待召见的李元吉与李建成，察觉有一丝不妙。来源/纪录片《激变玄武门》截图
六月四日，李世民选择了在皇宫太极宫北门玄武门伏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入朝过玄武门时，李世民以霹雳手段，率领埋伏在玄武门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张公瑾等秦府僚属射杀了他们，并全力抵御住东宫、齐府部队对玄武门的攻击。当尉迟敬德提着建成和元吉首级展现在东宫、齐府将士面前时，将士们顿失斗志、纷纷溃散，方宣告政变的胜利。
陈寅恪先生评说：“玄武门事变为太宗一生中最艰苦之奋斗，其对方之建成、元吉亦是智勇具备之人，谋士斗将皆不减于秦府左右，其结果则太宗胜之而建成、元吉败者，其关键实在太宗能利用守卫宫城要隘玄武门之山东豪杰，如常何辈。”
常何，彼时负责玄武门守备，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出身山东豪杰，武德五年
（622）跟从李建成前往河北平定刘黑闼二次反叛，因而李建成视常何为旧部而未曾怀疑，故敢同李元吉单独行经玄武门入朝觐见，未提前采取必要措施。李世民棋高一着，选择玄武门下手的关键，就在于收买了常何以及敬君弘（在玄武门之变中战亡）、吕世衡等其他将领，才能“预伏其徒党于玄武门，而守卫之将士亦竟不之发觉”。
李建成墓志，该墓志显著特征为志文“隐”（谥号）字为重刻，专家认为是修改前谥号“灵”字为“隐”谥，既没有贬低建成政变失败者的命运，又有一种对建成结局的怜悯。来源/西安博物院
此外，负责伏击建成和元吉的尉迟敬德，以及抵御东宫、齐府将士开展报复的张公瑾，均为山东豪杰。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当此事变迫急之时，
（张）公谨能独闭宫门，以拒东宫齐府死党之来攻，因得转危为安，其勇可以想见，此亦山东豪杰集团特点之一也。”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一场公开厮杀，获得胜利的李世民成为太子，很快又通过高祖李渊的禅让，正式即位为太宗。不可忽视，这场内战中山东豪杰为李世民起到了牢牢掌握玄武门的关键作用。李世民得到山东豪杰的助力，着实“较任何其他役如战胜隋末群雄及摧灭当时外族者为更多也”。
稳定山东局势
太宗刚执政时，形势十分复杂，问题堆积成山。太宗一面靠实行宽大政策、信用东宫僚属、礼葬李建成等措施，处理政变后遗留的问题，一面又亟需解决稳定山东地区局势的大问题。
山东地区是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策源地，也是隋末唐初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这一地区局势的稳定，成为巩固唐王朝全国统治的关键问题。
原来，在李世民平定山东刘黑闼集团首次起兵时，采取了较为残酷的镇压手段；而后李世民以洛阳为据点，派张亮“阴引山东豪杰”，也收效甚微。
反观李建成平定刘黑闼二次起兵时，根据魏征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得到了山东地区广大群众的好感，也培植起不少势力。当玄武门之变的消息传到山东，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山东，试图趁唐廷内讧机会兴兵作乱者大有人在，势必对李世民统治构成严重隐患。
于是，太宗及时地选派魏征宣慰山东。
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不计前嫌，封作为李建成太子洗马的魏征为谏议大夫，令魏征感恩图报，终成一代名臣。
清人所绘《凌烟阁功臣图》中的魏征。来源/刘源《凌烟阁功臣图》
太宗选派魏征前往宣慰，既是给魏征立功机会，同时也考虑到魏征本人也是山东人，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与山东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许以便宜从事”。
当魏征到达磁州时，恰好遇上地方官员羁押前东宫、齐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送往京师，魏征立即下令将其释放，有力执行了太宗的宽大政策，使太宗在山东地区树立“信义”，不仅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为太宗争取到山东豪杰更广泛的支持。
魏征宣慰山东期间，还时刻提醒太宗坚持对山东的既定宽大政策不动摇，积极妥善处理了各种关系，山东地区的局势逐渐平静下来。魏征不辱使命，由此获得太宗极大信任。
影视剧中的唐太宗与魏征。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贞观元年山东大旱，太宗下诏赈恤，免去灾区年租，并派遣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征、治书侍御史孙伏伽等“分往诸州，驰驿检行”，做好“赈济”工作。同年，青州地区发生谋反事件，太宗派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仁师采用“宽慰”办法，很快平息了动乱。经过君臣们一系列努力，太宗基本巩固了对山东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夯实了王朝的基础。
拔擢山东微族
从征战到夺嫡，再到一统天下的历程中，山东人对李世民的襄助相伴始终，因此，太宗自然也就注意任用山东人参与治国理政，那么贞观朝新拔擢的宰相中，山东人数量占到一半也不足为怪了。
可若进一步探究这11人的家世，会发现他们大多出于山东微族而非传统士族。如张亮，农夫出身；魏征、戴胄、马周、张行成的家门都甚为寒微；李勣家门或为土豪，但绝非显阀；温彦博的祖或父，虽然历任过高官，但职位比较清闲，也算不上显阀。门第最好的两位山东宰相房玄龄、高季辅，与唐代山东门第最盛的“七姓十家”相比，终是小巫见大巫。
《十八学士图》（局部），唐太宗时建文学馆，收聘贤才，有房玄龄等十八人，命阎立本画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山东高门人才极多，而太宗任用的山东宰相中，没有一位出身第一流名家，反而大都出身寒微，这在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豪门士族的风气中，可谓开启一股清流。
其实太宗“偏爱”山东人，有其深层次的考虑，这得从太宗代表的关陇集团性质说起。
关陇集团本是北方边境族群对于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所起的反对而行成的群体，集团的中心人物，或者没有被汉化，或是被他们同化的汉人。他们以能征惯战闻名，而缺乏懂得文学治道的儒生。经过西魏、北周、隋三朝约百年时间，关陇集团一方面不断扩大中心家族势力，如李世民般文武兼备者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皇权禅夺纷争中，自我摧残内耗也不少，故而集团内部出现了人才不足的遗憾。
山东地区人才济济，西魏、北周时代，宇文氏这个起于北边的鲜卑族，在制定各项制度时，极力欢迎关东士子如卢辩一流参与协助。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引入山东人参政情况更盛，甚至出现了“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的局面。那么作为统合华夏江南的唐王朝，为治理广大的地区计，为创建宏伟的系统计，势必也无法阻挡汇集各路人才，特别是山东人的趋势。
此外，重用山东人，还有经济上的考量。唐初财政上的收入主要依靠租庸调制度，重视谷物、布匹的征收和为朝廷服役。山东人口众多，其河北地区盛产布匹，绝非其余地区可比拟，故在唐初，山东地区实际上可看作建都关中的唐朝经济上的生命线。
那么太宗又为何喜欢提拔山东人中的微族呢？
首先，山东士族的高门，如崔、卢、李、郑、王之类，在唐初依旧势力太大、声望太高，在世人心目中是凌驾于关陇集团的。太宗对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心怀不满，又不得不用山东人，从而舍望族而重用微族，以图对旧有门阀势力予以打击，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
其次，山东微门寒士与山东各种势力之间天然的密切联系，有助于表达山东豪杰及山东普通地主的政治诉求，便于稳定山东民心。其对山东施政方略的影响，有助于政策制定更为合理。
最后，太宗忌惮山东士族在朝中结党。山东士族从南北朝以来，多为姻亲联结关系，任用士族之人，结党营私可能性大增，为太宗所不容。
山东微族多孤立进取，如张行成，太宗曾自言：“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如魏征，以直言敢谏闻名，得罪太宗时，太宗都要气骂其为“田舍翁”，却能始终保持敢说敢言，这种耿直性格不易结党，或许是屡受重用的原因之一。
陈寅恪先生也评说：“太宗虽痛恶山东贵族，而特重用
（魏）征者，正以其非山东盛门。”或许这就是对太宗“偏爱”山东人的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李锦绣：《论“李氏将兴”——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一》，《山西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5
于赓哲：《唐开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
汪篯：《唐王朝的崛起与兴盛》，北京出版社，2018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