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经济与贸易模式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依靠加息来阻止通胀快速上升的作用有所减弱，金融市场对利率的敏感度处于下降趋势。因此，除了政策利率外，短期和中长期利率工具的应用及其组合的优势凸显。近年来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冲击频率上升，金融机构及早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显得至关重要。
经典的利率决定理论或资金供需、投资和储蓄等视角的讨论虽仍有现实参考意义，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利率传导的非线性、非理性的效应却超出利率政策本身，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政策利率的预期和反映风险偏好的市场利率存在预期差，有必要重新审视利率范式转换的逻辑与现实。
利率政策面临挑战
发达经济体商业银行的淨息差多年来普遍处于下行趋势，欧元区包括德国商业银行的淨息差下降至0.8%-1.1%左右，日本银行的淨息差维持在0.5%的历史低位，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商业银行的淨息差维持在1%附近。近年来中国内地商业银行的淨息差呈现逐渐下行趋势，主要是由于大规模让利实体经济，加上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贷款利率下行，导致息差收窄。官方统计显示，中国商业银行淨息差从2010年四季度的2.5%下降至2023年二季度的1.74%，降幅达到30.4%，但相较而言，中国商业银行淨息差仍高于多数大中型经济体。
当前政策利率差导向趋向于通过短期的市场利率传导机制适配市场资金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具有很强的政策操作弹性和实际效果，例如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与利率走廊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在引导资金流向和满足流动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所推行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并兼具市场传导的信号意义。经过多年探索和适应，金融机构和市场已经比较顺应LPR的利率导向，从而引导中长期信贷资金供需平衡。
随着宏观环境跃迁，以利率政策作为预期引导信号面临多维挑战，需要把握好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政策利率调整须与宏观经济周期保持一致，既要兼顾短期经济形势变化，保持利率调节的弹性，也要考虑其他主要经济体利率调整的溢出效应或潜在风险；其次，政策基准利率的调整须综合考虑存贷款利率的相关性及结构性变化，过低的存款利率可能对居民储蓄增长构成较大的压力，而且降幅过大将削弱居民储蓄收入的增长；再次，当前商业银行的投向增幅集中在制造业、科技、绿色、普惠等领域，整体信贷利率水平较低，考虑到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高负债成本，发挥利率自律机制作用，规范利率市场秩序；最后，定向降准和结构性降息的灵活运用具有现实可行性，加大压力测试，通过为脆弱性中小银行定向精准和补充资本金缓释潜在流动性风险。
息差保持合理水平
从两个维度进行国际比较可见中国的利率水平。其一，利率差。数据表明，2014年开始高收入国家利率差趋于下行态势；2021年中高收入国家利率差开始呈现走高趋势。其二，实际利率。总体看美国实际利率总体下行，但2023年实际利率中枢达到2%；中国实际利率波动较大。近年来，中国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存贷款利率均呈现逐步下行趋势。
从中国增长潜力方面来看，预计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和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将有望提升，将有利于为商业银行创造具有成长性、稳定性的经营环境。目前境内外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趋于复杂多变。同时，为应对地方隐性债务、房地产市场调整变化等潜在风险压力，商业银行应紧跟政策和市场动向，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新的发展潮流，前瞻性布局流动性管理，强化资本管理、资金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稳步提升资产质量。
从政策维度来看，保持合理的淨息差仍有极其重要的宏观和微观意义。从两个层面来看：宏观层面，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专栏讨论《合理看待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水平》，指出商业银行维持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需保持合理利润和淨息差水平；微观层面，2023年4月利率自律机制印发《金融机构合格审慎评估标准（2023年版）》，提出商业银行资产淨利润（ROA）、淨息差、成本收入比等指标底线要求，其中，ROA≥0.50%、淨息差≥1.80%、成本收入比≤35%。
实证研究指出，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外部环境上使得银行淨息差持续下降。息差减少也将客观上倒逼商业银行增强综合和国际经营能力，实现价值创造的多维目标。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降低综合融资利率水平，取得积极成效，具体反映在三个层面：
其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运用更具成熟，例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具有特定用途和明确导向；其二，通过定向降准和结构性降息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鼓励金融机构将更多的资金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行业和领域；其三，政策利率组合优势显现，合理调节不同期限利率，精准地匹配市场的流动性需求，精准滴灌与合理充裕保持均衡。
未来商业银行需要着眼中长期利率变化，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其一，紧跟政策导向和行业、市场投融资需求，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创新投融资产品；其二，提升资产负债表管理能力，增强金融机构系统内资产投放、资金调度和资本管理的协同能力，优化利率期限和结构组合；其三，加强境内外资金管理能力，坚守合规和审慎原则，发挥国际和综合优势，通过境内外资金利率错位的机会窗口，拓宽本土企业跨国经营的境内外融资渠道，有序拓展离岸人民币贷款、贸易融资、发债等业务，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率错位优势。
结论与展望
过高或过低的利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副作用。过去欧美国家长期实行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已经不但催生了高债务问题，而且扭曲金融机构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日本的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并未能发挥更大的正面效应，反而触发“资产负债表衰退”预期，制约商业银行持续经营。数据显示，1995-2023年日本主要银行长期贷款利率由4.9%降至1.45%，同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4.69%降至0.7%。当利率范式转变，高利率环境持续承压，商业银行需要为潜在金融风险，以及其他不确定性做好充分准备。
利率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多重因素，既有短期经济波动影响，也要考虑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从三个维度理解：首先，较低的融资成本较为符合产业扶植政策，对于扩内需有促进作用，温和通胀的适度的利率上行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利率的调整应顺应宏观经济波动和周期变化；其次，高通胀和高利率并行将同时削弱投资、消费两端的增长潜力，抬高利息支出成本，最终拖累经济增长；最后，过低的利率有负面效应，淨息差收窄将对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带来负面影响，以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下很难持续。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保持在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水平，远高于大多数大中型经济体，当前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2%的水平，二者基本脗合。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利率政策的预留空间较大，各类利率工具也具有较好的市场传导效果。为应对国际国内宏观新变化，未来利率政策工具组合的效率测度须更好地匹配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债券市场的不同需求，同时通过综合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和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形成“利率─信贷─投资─储蓄─消费”相互循环的结构，促进商业银行淨息差维持在合理区间，为高质量发展创造韧劲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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