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奖颁奖季收官，期间新增4位女性获奖者，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女性占比最高的一届。在此其中，克劳迪娅．戈尔丁独揽经济学奖，其重要研究成果是—“在现代职业里，女性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方能取得相同成就”。这一颁奖结果多少反映出诺奖“风向”的转变，不排除未来女性获奖比例将显著上升。
诺贝尔奖被讽刺为“性别不平等奖”由来已久，自1901年至2023年，诺奖共904次授予男性，61次授予女性，后者占比仅6%。分奖项来看，物理学奖的女性获奖者比例为2%，为全系最低；经济学奖与化学奖“略胜一筹”，占比分别为3%和4%。当然，过去男女受教育水平严重失衡，造成职场成就的悬殊差距可以理解，但如今女性在各个行业崭露头角，诺奖急需做出“政治正确”表态。
针对职场中的不平等，作为劳动经济学专家，戈尔丁将性别薪资差距归因为“贪婪工作”现象。即那些醉心于“996”（朝九晚九工作、每周工作六天）的员工更讨雇主欢心、更易获得晋升机会，自然也能赚到更多的钱。但社会赋予的家庭责任更多落在女性身上，女人要为家庭付出更多时间精力，无形中被剥夺了发展个人事业的机会窗口。反映在现实案例中，戈尔丁发现，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明显变化，通常发生在女性生育后的一两年。也就是说，生育几乎必然对女性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形成所谓的“生育惩罚”。她呼吁要从社会和制度上做出改变，实现更多的性别平等。
职业女性不婚不育增加
戈尔丁所描述的情形在内地职场相当普遍，遗憾的是，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属于“冷门”领域，从事就业歧视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但其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已是“房间中的大象”，最典型的就是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
由于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甚至是不婚不育，中国人口结构面临巨大挑战。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从2017年调查的1.76个降至2019年的1.73个，2021年更跌到1.64个。与此同时，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由2015年的6.1%上升至2020年的10%。在此背景下，中国老龄化程度急速深化。拿中国与德国相比较，德国从深度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14%）到超老龄化（20%）用了36年的时间；中国预计只需要9年时间。
瑞典育儿假 鼓励父母共同带娃
那么，应该如何挽回出生率的下滑呢？瑞典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考。该国近年来的生育率维持在1.9，几乎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是世界上首个用父母育儿假取代产假的国家。目前，瑞典父母可以一起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此外，疫情期间的美国经验也值得借鉴。2021年，美国出生约366万个婴儿，这是2014年以来出生人口首次出现增加。在25岁及以上的女性群体中，各个年龄组的生育率都有所上升。专家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现金补贴减轻了家庭的生活负担，激发了生娃冲动；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实行的“灵活工作制”，也缓解了带娃的压力。
尤记得，7月初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曾私下宴请多名中国女性经济学家，彼时引发网络热议，但多少有些“失焦”。据当事人之后透露，耶伦还与大家讨论了生育对中国女性职业的影响，也算是在劳动经济学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