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前全球经济局势复杂多变，从预期到行动、从供给到需求、从微观到宏观，矛盾交织，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如此背景之下，政策搭配的精细安排与精准发力尤为重要。从财政角度看，当通胀处于可控状态时，财政赤字上升将有助于消费复苏；从货币角度看，虽然外生冲击后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有所下降，但结构性金融支援政策对低收入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影响仍然显著。结合实证模型与中国现实，笔者认为，以“宽财政、稳货币、重结构、强目标”为主线的政策搭配，有望发挥支持消费内生复苏的积极作用。
首先，财政赤字长期显著上升，将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居民消费支出行为。本文估计了2018年以后财政赤字变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家庭部门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长期财政赤字上升将显著提升居民消费支出行为。但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长期财政赤字下降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宏观效应模型结果显示，财政赤字增长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通胀具有显著影响。从传播管道来看，当政府通过向居民部门大幅增加转移支付时，一方面居民消费会推动通胀上行，另一方面短期财政赤字的快速提升将增加货币贬值预期，从而放大通胀预期并刺激实际通胀上行。因此，新兴市场可能将面临来自财政赤字快速上行带来的潜在风险。然而，对于资本账户受到管制的经济体，财政赤字与通胀的正相关性会减弱，则可以放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效用。
其次，劳动收入受到外生冲击后，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居民消费支持作用弱化。一般情形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两个管道传导至居民消费：一是利率变化的影响，即当利率降低时，总需求刺激实际经济增长。在奥肯定律下，经济增长提高使得失业率降低，居民整体收入水准随之提高，进而劳动收入提升消费增速。二是政策利率下行带动市场利率下行，使得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下降，提振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表现，从而以资本收入提升消费增速。
本文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出以下三方面不同：1）新兴市场国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仍然由劳动收入主导，劳动收入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更显著；2）若新兴市场国家居民部门的劳动收入受到显著外生冲击且持续时间较长，那么边际消费倾向将会受到非常显著影响，此时货币政策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将弱化；3）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中低收入家庭部门的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显著强于对高收入家庭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将地产与中低收入家庭部门的劳动收入合并后，发现货币政策变化，对新兴市场居民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不过，相比中低收入家庭部门，高收入家庭部门的边际消费倾向则更容易受到资本收入变化的影响。
最后，“宽财政、稳货币、重结构、强目标”的财政货币组合有望对消费形成综合支持。结合财政、货币政策对居民部门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经验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进一步保持或提升财政赤字水准，同时强化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前瞻指引以及提升货币政策支持的定向性，能够对居民消费行为改善带来更多的有效支持。
币策仍有优化空间
货币政策方面，面对疫情及全球地缘等外生冲击，全面宽松货币政策对提振新兴市场国家消费倾向的实际作用弱化，这也恰好解释了，近两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M2总体保持充裕，但狭义货币M1低迷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稳健货币政策在实证上具有合理性，但中国货币政策在结构上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比如，是否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结合财政政策，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部门耐用品消费成本。尽管财政赤字可能会长期显著抬升通胀水准，并带来货币贬值压力，但货币政策如果能够强化对通胀目标的指引（如参考欧美央行的通胀目标制或价格目标制），则将有利于长期实现较稳定的通胀环境。
此外，相比开放经济体，中国的资本账户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也会弱化财政赤字与通胀的正相关性，为中国进一步合理提升财政赤字提供了一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