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美国实业投资显著上升，亦成为白宫重构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步。但眼下本土罢工运动已是此起彼伏，特别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针对国内三大车企的抗争，不仅将导致车型短缺及车价上涨，也使得“制造业回流”计划蒙上阴影。昨日拜登更是赶在特朗普之前，跑去密歇根州表达对UAW的支持，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罢工集会的美国总统。
上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UAW曾为拜登背书，但目前尚未表态支持哪位候选人，也是唯一未有“选边”的主要工会。也因此，UAW成为了拜登与特朗普争夺的票仓。二位提前进入拉票模式，齐齐“声援”罢工运动，誓要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但问题是，今年美国工资增速超过了通胀水平。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讲，劳动成本上升意味着“通胀红利”的消失，“货币幻觉”破灭后必然会缩减产能、减少僱佣。美国连续几任总统所鼓吹的“再工业化”，终究是大梦一场。
美元升值拖累出口
罢工一旦成为政治正确，制造业成本飙升只是时间问题。咨询公司科尔尼上半年发布《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其中针对美国制造部门高管和CEO的调研显示，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超过80%的企业制定了未来3年内回流制造业务的战略。但笔者此前撰文《棘轮效应下的美国罢工潮》指出，当前美国劳方的议价能力显著提升，“工资─价格螺旋”相比以往具有更强韧性。在此背景下，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梦想并不具备现实基础。
劳工成本长久以来都是困扰美国制造业的难题。毕马威《2021年全球制造业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基于2012至2019年数据，美国制造业“初级成本”（包括劳动力、地租、水电、税收和利率等）竞争力在17个被调查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四，不仅显著落后于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经济体，也不及加拿大、韩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此其中，劳工成本过高是最大的拖累项。
而在联储激进加息的操作下，美元升值又会对制造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据纽约联储报告（2015）曾作出测算，若美元汇率在一个季度内升值10%，将导致此后全年实际出口金额下降2.6%，但进口成本不会显著下降，最终或将令淨出口对美国GDP的拉动下降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美元升值会提高国内购买力，但出口竞争力下滑对制造业的冲击更为显著。
自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就已经喊出“再工业化”口号。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现在的拜登，每届美国政府都会推出一揽子制造业利好政策。但事实上，制造业需求下滑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经济规律。
金融繁荣挤出实业
研究表明，19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居民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会主动增加非商品消费占比。譬如，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占比，由2003至2006年平均的12.9%下降到2010至2019年平均的10.5%。商品消费需求的下滑，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脗合。这表明，“去工业化”并非制造业发展失败的特征，而是经济成功发展的自然结果。
此外，金融业的繁荣也会对实业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由于美国金融行业的薪酬水平更高，制造业企业在人才争夺战中处于绝对劣势。截至2019年，美国金融业平均薪酬高出制造业30%。另一方面，美国上市企业过于关注短期资本回报最大化，导致了长期投资不足：2009至2018年期间，标普500成份公司将91%的淨利润以股票回购或股息的形式分配给了股东，这也导致用于研发、设备投资和流程优化的资金比例十分有限。
